人口红利时代结束 中国如何应对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上有老,而下无小”。

20年的“人口红利”时期,他们创造了1/4的财富。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中国社会中“上有老而下无小”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

另外,“开放城市”和加大教育投入也是应对“人口红利”结束的重要方法。

“上有老、下有小”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多半是用来形容背负的负担较重,生活压力较大。然而在人口专家的眼中,这句话却是对中国人口结构最理想的一种描述。

在过去的20年中,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黄金比例一度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红利”现象的国家,并依靠这种结构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近日,第二届中国人口经济论坛在青岛隆重开幕,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会上的一句话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二十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上有老,而下无小”。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人口红利”出现枯竭?“人口红利”的枯竭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现状,应该如何应对?

20年“人口红利”创造1/4的财富

“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黄金比例”。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储蓄的增加,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好处。

1978年,中国在全世界首次推出计划生育的理念,从而使得进入80年代之后的中国生育率出现了急剧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上升。这样短短几年里,国际人口专家盼望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口红利”现象在中国完整呈现。

河南省济源市农民安文进对这一点的体会颇深。计划生育试行那一年,安文进生下了儿子安宝,此时安文进的父母也刚刚50岁。在没有任何负担的前提下,安文进办起了养殖场,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了村里的冒尖户。二十多年过去了,安文进给唯一的儿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环境。“俺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但是俺家的日子,这20年里最好过……”面对记者,安文进笑着说出了心里话。事实上,过去的20年,中国有上亿个家庭的情况和安文进是一样的。在几乎没有任何负担的条件下,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这就是“人口红利”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给出了经济快速进步的具体数据:“1982-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重(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

蔡昉分析:“我国1979年到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2.7%。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恰恰是“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赢得了更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

“上有老而下无小”

20年飞快过去。享受了20年“人口红利”好处的中国人在不经意间便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尾。“新生人口数量逐年下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蔡昉介绍,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生孩子的成本提高了,使得人们不太愿意生孩子。“劳动适龄人口得不到充足的补给,而原有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在逐年向老龄化发展。”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终结“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老龄化。20世纪末,以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为标志,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的养老负担将大幅提高,医疗费用也随之大大加重。据统计,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

1976年,家住山西太原的李玉林生下女儿李宇时整整30岁。2006年,李玉林60岁退休在家,然而30岁的女儿李宇却没能像父亲当年一样生下第三代。李宇早在5年前就结婚了,但是前卫的李宇不要孩子,任凭谁做工作都无济于事。五年多了,李玉林的家里除了80岁的老父亲之外就是他和58岁的老伴以及女儿和女婿。面对记者,李玉林道出了心中的郁闷:“我们家现在是啥都不缺,就缺个孩子……”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0.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7.6%,跨过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门槛。近年来,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目前已达117:100,比正常值105:100偏离很多。

蔡昉认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中国社会中“上有老而下无小”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会为零

蔡昉分析,现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只有1000万左右,而且在逐年减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会为零。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持续民工荒,并不是技工荒。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这实际上就发出了剩余劳动力的“澡盆”差不多要被淘干的信号。

“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将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持续下去还行,问题在于,据专家推测这种人口红利期也就到2050年就开始转向人口负债期。”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不无担忧地说:中国的老龄化如此迅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在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口比例的70%,人口老龄化迅速扩大,怎么来赡养更多的老人?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称,上个世纪末,以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为标志,中国已经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的养老负担系数将大幅提高,医疗费用也将随之大大加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6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结束了‘人口红利’的现状之后,中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王忠民告诉《法制早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急需要寻求更好的办法来缓解这一压力。

用提高效率来取代当年的人口数量优势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枯竭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谈了他的看法: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扭曲型”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如果继续限制,而不是鼓励城乡间人口流动,老龄化引起的城市活力下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效率损失。

此外,“开放城市”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这样做,无论对中国农村发展,还是对中国城市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城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此外,蔡昉还提到,从现在起就要把人口红利期中应该给未来养老的钱拿出来,为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枯竭打好基础。这就是说,在人口红利的快速增长期,人们必须考虑未来,把全国社保基金迅速壮大。人口红利的积累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在转化为人口负债的时候,使整个社会陷入因为人口结构改变社会不断有麻烦的境地。就是要把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资本积累问题提前解决。

不断地加大教育投入也是应对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方法。中国人口在未来的就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不再是以低廉的简单劳动力向全球输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教育扮演重要角色。用高素质的人才“以一当十”,结束原来用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模式。

(见习记者 宋晓俐   2006-08-14)

文章来源: 法制早报责任编辑: 张振超_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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