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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俗概况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著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巫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著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著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巫术。《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著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文章来源: 国际在线责任编辑: 张振超_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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