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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眼光,中国的话语

         ——读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

佛教在古印度创立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大约从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印度佛教开始由南亚次大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到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朝时期,佛教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在亚洲流传的佛教又先后传到欧洲和美洲,目前已传遍世界各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也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佛教产生于印度,却兴盛在中国。在唐代时,中国就成为亚洲佛教实际上也是世界佛教的中心。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交融中,“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与儒、道并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回视佛教研究的历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佛教研究,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十九世纪,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麦克斯•缪勒(F.Max Muller,1823~1900)就以比较宗教学为方法,对佛教展开了研究,他从语言、民族和宗教的相互关系出发,通过对雅利安宗教、闪米特宗教和图兰宗教三大类宗教中的八个有经典的宗教之间关系的梳理,来揭示佛教的历史演变、信仰类型与传播范围,不仅创立了一门对人类各种宗教现象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新型学科——宗教学,而且通过翻译佛经、编撰《东方圣书集》(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而培养出了南条文雄(1849-1927)、高楠顺次郎(1866-1945)等一批亚洲佛教研究人才,既推动了佛教研究在欧洲的兴起,也促进了亚洲佛教研究学术风潮的展开,同时对中国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和现代佛教研究也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近代佛教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和开中国佛教研究风气之先的杨文会(1837~1911)在出使欧洲期间,在伦敦结识了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后,又与麦克斯·缪勒结识而有交谊,并积极向麦克斯·缪勒学习通过文献学方法来整理佛经、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的方法,这对他的研佛和刻经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僧人太虚、居士欧阳竟无、著名学者章太炎、谭嗣同等,都是杨文会的弟子或学生。如梁启超所说:“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一百多年来,佛教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似已成为显学,中外学者与佛教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仅就汉语佛教研究成果而言,本人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在实施过程中就搜集整理了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近10万部(篇)。

面对如此漫长的世界佛教发展历史和如此丰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如何写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世界佛教通史,这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学术研究工程,对学者及其学术团队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时代呼唤这样的学术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佛教研究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责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特别是当前实施“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对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进行学术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更是佛教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主编、国内外20多位专门从事于佛教研究学者参与撰写的14卷15册《世界佛教通史》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耗时8年共8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以世界的眼光,用中国的学术话语,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充分运用来自于多种语言的文献资料,对佛教从起源至20世纪在世界传播发展和兴衰演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这是中国学术界佛教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学者向国际学术界奉献的显示中国学术水平的佛教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从研究内容上看,世界佛教有着漫长的历史,并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结合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有着不同的演化和发展,如何将这纷繁多样而又底蕴丰厚的人类宝贵的文明成果完整地呈现出来,《世界佛教通史》的主编显然颇下了一番功夫费心地进行了谋划。从目前呈现的14卷15册的篇章来看,用两卷来追溯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并概述近现代印度佛教的复兴;对于中国佛教,则用了六卷的篇幅,对汉传、藏传和南传分别做了全面论述。同时,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也都分别独立成卷。另外,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对学术界研究相对薄弱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以及亚洲之外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的佛教,也分别独立两卷,分章进行了的全面的俯瞰和研究。对于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所形成的多种民族文化立体交错并存的复杂格局,既考镜源流,对不同时空下的佛教进行脉络上的梳理,又以思想文化史家的眼光,对其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传播因时空的转换和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本土化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其必然性及其影响。正是通过这种历史与现代双重视域下的观照和比较研究,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世界佛教得以鲜活呈现,而且因具有广泛的资料依据而贴切于历史。

从研究方法上看,《世界佛教通史》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兼收并蓄地借鉴吸取了当前国内外许多学术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包括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传播学,特别是用于宗教研究领域的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从而能够较好地联系政治、经济、民族、思想文化等来展开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论述,既体现了“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的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也能够将众多的佛教思想、典籍、人物,以及佛教哲学、文学、艺术、礼俗、典故等有机地组织起来,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佛教在世界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并较好地表现了21世纪学术研究的时代新景象、新风貌。

从文献资料来看,佛教传至世界各地后,为不同的民族所认识和接受,其重要的经典还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而得以流传下来。《世界佛教通史》的作者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能充分注意到汉文、藏文、梵文、巴利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和越南文等不同语种文献资料的不同价值而充分地加以采用。就佛教史研究而言,过去我们对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以及日本佛教、朝鲜佛教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中国佛教三大系中的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以及越南佛教、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亚洲之外佛教的研究略嫌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的限制。《世界佛教通史》的作者有专精于某一语言的佛教研究者,从而使他们的研究能很好地在考辨所在地佛教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来展开,弥补了语言的限制所带来的缺憾,使佛教史能真实地成为展现“世界”佛教的历史。

从创新突破来看,《世界佛教通史》各卷在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结合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此来展示佛教在不同地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下所表现出特殊的文化风情、信仰特征和文化成就,并在许多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与创新。例如有关佛教本土化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传播到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说汉传佛教是通过充分发展起高度发达的理论体系,并在唐朝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从而最终走向中国化历程的话,那么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本土化现象就表现出与汉传佛教的极大不同。它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不是过多地表现在对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方面,而是注重在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纯洁性的同时,也在适应着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它与当地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中国南传佛教》的作者从南传佛教的角度展现了佛教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与其所到之处积极适应当地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有关。

从现实意义来看,《世界佛教通史》虽然研究的是佛教传播的历史,但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现代解读,却表现出了“以古鉴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现代意识。从学术研究上看,过去的佛教史研究比较注重于教义思想对佛教发展的推动力,但《世界佛教通史》则将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三者各自具有独特内容,它们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因此,只有研究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才能避免将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佛教对文明世界的影响看,《世界佛教通史》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的探讨,既突出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上的特点,也强调了佛教的和平思想可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从佛教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来看,其对佛教慈善事业实践的研究,彰显了佛教自利利人的慈善精神对于建构文明、和谐、健康社会的重要性。

从总体上看,《世界佛教通史》有两点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其一,世界的眼光。这不仅表现在它关注佛教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传播与发展,以及这种传播发展与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关联,也表现在它对国际学术界佛教研究成果的关注和重视,还表现在把中国的文化和发展问题放到世界大格局下来观照和认识,通过对世界佛教史的深度解读,为更好地认识和处理当今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为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和世界眼光。 “一带一路”上有很多佛教遗迹、佛教圣地,凝聚了了许多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脉络,包括佛教在各国各地各民族中以和平方式传播并与其他宗教和文化对话交融,这对于今天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将有助于佛教在“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二,中国的学术话语。《世界佛教通史》论述的是世界佛教的历史,但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表达的是中国的学术成果。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如何运用中国文化讲好“中国奇迹”,这本身是一个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视角。佛教作为宗教,看似玄远抽象,其实从未脱离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因此,佛教史的研究如何紧扣国家发展的时代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回应时代的要求,坚持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克服浮躁的学风,摒弃功利的诱惑,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并向世界呈现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到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中,《世界佛教通史》以其中国的学术话语,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声音,也显示了其真正具有鲜活的学术生命力。

总之,《世界佛教通史》作为一部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创新性的成果,代表着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并有力推进了世界佛教史的研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繁荣,令人心生欢喜。

(作者洪修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