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国国情

中国的百年宗教回顾与前瞻(二):革新尝试

对“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挑战,始于“戊戌变法”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针对其政治、制度层面,力图摧垮宗教天命论对“君权神授”的维护。他们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说,其中包括启蒙宗教学说,来审视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从而逐渐兴起各种“新学”。他们认识到,如欲救亡图存,必需变法图强;欲革封建君权,必革封建神权。“五四”时期的蔡元培,还提出过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主张。他们苦心孤诣的呐喊,有如“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但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人们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在“五四运动”中,津、沪等地的爱国神父、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提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马相伯等人主张由中国主教主持教区教务,反对在修院教育中轻视中国文化的倾向。此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批准中国教团采取了一些将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

  基督教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诚静怡语)。“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语)。1903年,上海牧师俞国桢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1906年,他依靠中国信徒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时间,各省华人基督徒纷纷响应,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 一些普通信徒也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若有爱国之心,就应该自立"。( 1928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

  天主教的“中国化”和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从文化层面来讲,都企图寻求与儒学的共同点,“洗刷西洋的色彩”,进行所谓“儒化基督教”、“孔子加耶稣”的尝试。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这些革新尝试就于大局的改观无补,“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吴耀宗语)

  中国宗教的新生,有待于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