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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是指1839年(道光十九年)中国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省从外商手中收缴鸦片、从中国民间收缴烟膏烟具,并在东莞虎门集中销毁的历史事件。1839年6月3日(即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缴烟过程中,林则徐对英人“不公强办”,及随后林维喜案的中英司法和军事冲突,成为次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导因,并令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中叶,中国处于清王朝统治的后期,也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末期。中国国内形势概括为以下几点:

1、经济落后。此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耕地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在封建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政治腐败。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

3、军备废弛。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主要使用刀矛弓矢等冷兵器,而且军务废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国防力量十分虚弱,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

4、思想文化界沉闷。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沿用八股取士的科科举制度。大力提倡空疏的宋学即理学和脱离实际的汉学,并大兴文字狱,钳制和禁锢士人的思想。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

5、对外闭关自守。清王朝采取的对外关系政策是“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对本国进行海上侵略,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

英法联军侵入中国。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当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潜在市场。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政府坚持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正是英国向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绊脚石”。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中国拒绝贸易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的不公正待遇。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遂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那么既然闭关锁国造成了贸易出超,怎么不倾销别的货物?怎么唯独鸦片能买进来?很明显,这完全是官商勾结的恶果。走投无路的鸦片贩子在中国受到热捧,沿海官兵甚至出动兵船在近海与毒贩交易,再由兵船运回内陆,开设烟馆倾销毒资全是国民所为。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毒贩如蝇群而来,除了英国,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全国禁烟以琦善为首的弛烟派评击黄爵滋,以各种理由将烟害问题归疚于其他社会问题上,而且主张禁烟的官员不过是少数人,就连道光帝即位前也尝过鸦片,后来醒觉才戒掉烟瘾,使他对禁烟一事犹疑不决。但林则徐早已于江苏巡抚及湖广总督任内时禁烟,把烟贩及鸦片吸食者一扫而空。鉴于林则徐的成功,令道光帝认为禁烟并非不可行,于是道光帝下定决心,革除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之爵位,又将弛烟派的许乃济品位降级。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一连八日,天天皆召见林则徐商谈禁烟,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烟。

林则徐成为钦差大臣之后,引起弛烟派和满州贵族不满,但碍于道光帝的皇威,不敢公开反对,只得暗中阻挠。弛烟派首领琦善向林则徐威迫利诱,后人记述当时的情况:龚自珍亦对林则徐的安危担忧,他提议林则徐带同重兵巧匠,一旦发生战争,便可即时还击,更愿随林则徐一同南下,但林则徐不愿他卷入政治旋涡,婉拒了龚自珍的好意。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发布道光帝圣旨,查封烟馆,逮捕烟贩,下令处死了中国烟贩冯安刚。林则徐最大的阻力是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及宝顺洋行的兰士禄·颠地。威廉·渣甸为阻止林则徐,返回英国,游说政府对清廷采取强硬行动。林则徐一知道人称“铁头老鼠”的威廉·渣甸离去便高兴表示:“铁头老鼠,狡猾的鸦片走私头目,畏惧天朝的愤怒,已经回到烟雾之地。”

硝烟过程

封锁: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正式抵粤,受九响礼炮之礼,所有广东高官员皆来迎接。美国商人威廉·亨德也在附近观礼,他留下了有关林则徐相貌的重要文献:“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髭,下巴留着长髯,看来六十岁左右。”林则徐首先参观越华书院,并提了一对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众鸦片烟商以为贿赂就能打动新来的钦差大臣,偏是林则徐就与历来的官员不同,视钱财如无物,他限定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少数的烟商屈服,交出鸦片,但大部份的烟商,包括官府差役、胥吏查办,皆无所动。林则徐便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人士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

禁烟期间,林则徐写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在国土上包括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不产鸦片,严禁国民吸食(注:实际上英国严禁鸦片吸食要到1912年的鸦片公约通过才实行)。。但却在其管辖的印度种植生产鸦片,批准国民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

外国烟商认为交少量鸦片给林则徐交差便了事,于是采取施延手法,称对命令要详加考虑,成立委员会作报告,七日内回复。林则徐非常气愤,限令烟商依时交出鸦片,否则翌日十时亲到十三行审判外国烟商。美国烟商表示愿随林则徐指示,遭兰士禄·颠地阻止。结果三日之后,烟商决定象征性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兰士禄·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其时商务总监为查理·义律,他一听到十三行被围困,立即从澳门赶到广州。义律只见十三行皆有人把守,便提剑闯入,看守人只得放行,但绝不让他走出来。林则徐下令十三行内所有华人迁出,断绝通信,断水断粮。十三行内有350名外国人,只得亲自去烹调、洗涤、铺床、擦灯、挑水、挤牛奶,做平时根本不用动手做的家务。

二月十一(1839年3月25日),义律屈服,愿意约见任何一名官员。广州知府与他见面,但义律又不出现。林则徐向义律作最后通牒——《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痛斥义律,义律最终于二月十四(1839年3月28日)朝早六时服从林则徐之命令。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20283箱禀》;从林则徐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不过义律留有后着,他不让外国烟商直接交鸦片给林则徐,而是先交给他,再以“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缴出鸦片,连利息、运费一共20238箱鸦片。令商业冲突变相成中英两大帝国的冲突。封锁十三行事件后被写入《南京条约》,并以此为借口索取赔款600万银元。条约写道:“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

收烟: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1839年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及广东海关监督豫坤乘船到达虎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验收鸦片。烟贩在沙角缴烟,并在路易莎号签发收据。林则徐并建议缴出一箱鸦片,则赏茶叶五斤。

缴烟:美国及荷兰烟商承诺永不再贩鸦片,义律却从中破坏,缴烟途中运走鸦片,又以各种理由拖延缴烟时间。林则徐将计就计,也延长封锁十三行的时间,义律无奈如数缴烟。三月十九(1839年5月12日),民间缴烟完毕,拘捕吸毒者、烟贩一千六百人,收缴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杆、烟锅二百一十二口。四月初六(1839年5月18日),烟贩缴烟完毕,共收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四月十一(1839年5月23日),兰士禄·颠地等英国商贩被驱逐出境,次日义律亦将十三行的英国人撤到澳门。

销毁:林则徐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不过御史邓瀛认为为防鸦片被偷偷换掉,就地销毁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接下来林则徐就要找出销毁鸦片的方法。林则徐曾使用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余却会渗入地中,吸毒者掘地取土,仍得十之二三。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挑挖两池,池底铺石,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再挖一水沟。将盐水倒入水沟,流入池中。接着把烟土割成四瓣,倒入盐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烟土溶解。各名士兵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搅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待退潮时,把池水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当天日记里又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销烟:四月廿二(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另外,不贩鸦片的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当中无一是英国人,以抗议清廷对英国人财产施加压迫。当中有带同家眷之不贩鸦片的美C·W·金、传教士裨治文、商船船长弁逊等十人,不信林则徐有办法把所有鸦片完整销毁,于是前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干脆给他们进入池边,让外国观察员直接详看销烟方法,沿途讲解。待观看全部过程、反复考察后,皆心悦诚服,向林则徐脱帽致敬。事后,传教士裨治文在任职的《中国丛报》中记述:此外,《澳门月报》、《季度评论》、《新加坡自由新闻》、《广州纪时报》等外国人报纸皆大编幅连续报道虎门销烟,而且得到与鸦片贸易无关的外国人支持及肯定。英国本土方面也因此事件而物价增涨,尤其是大米、丝绸和银。澳葡政府亦对查禁鸦片一事相当合作,葡萄牙商人全部承诺不贩鸦片,并欢迎林则徐亲临查办。林则徐于是发表声明,不但葡萄牙商人可以正常贸易,往中国贸易时更会得到保护,绝不被人欺凌。

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当中,共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历史影响:虎门销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这次禁烟运动大大增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人们的爱国意识。 经过这次事件,禁烟英雄林则徐被人们尊为民族英雄。其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质也甚为后人传颂。但是,“虎门销烟”并没有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反而加速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原因在于,禁烟运动直接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很快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虎门销烟”也成为了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从这个角度看,“虎门销烟”加速了中国半殖民的脚步,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历史意义:虎门销烟一方面唤醒了当时的很多爱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反省,从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 另一方面,也大大抑制了英国在中国的鸦片交易,沉重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贸易掠夺,展示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坚定决心和觉醒意识。此外,这次事件还成为世界的禁烟运动的一个范例,历史上很多国家、地区结合自身的情况对此予以效仿,抑制毒品泛滥。

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禁烟功臣

1、林则徐(1785-1850)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江西、云南乡试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和陕西等省按察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皇帝以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为东河河道总督,主持修浚黄河、运河等工程。十二年升江苏巡抚,十八年(1838年)任湖广总督,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11月,钦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林则徐在广东宣誓旦旦:“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英商义律等慑于林则徐的正气,被迫缴出鸦片2万多箱,即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病逝。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2、黄爵滋(1793-1853),男,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兵科、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卿。道光十九年(1839年)后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 他在鸦片战争前,创议禁烟应重治吸食者,挑起了在中国各省军政大吏中关于严禁、驰禁的一场大辩论,成为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的发难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奉派赴闽、浙查办鸦片走私问题和视察海防,坚持抵抗侵略的主张,揭露投降派的对外妥协阴谋,“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在鸿胪寺卿任上,针对当时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和两年前许乃济提出“驰禁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主张严禁的奏折,这便是有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在这个奏折里,他从国家财政收入支绌的严重困难出发,提出若要堵塞白银大量外流,“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黄爵滋这个奏折,说理清楚,剖析利害关系最为剀切,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不能不进行最后的抉择。此奏折对道光帝最后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政策,派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