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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与传统政治文明

 美学学科,自20世纪初叶从西方引入中国以来,即以其对中国传统的卓越阐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检视这一学科在中国1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的解释领域主要在于人生、艺术和自然三个环节。也即在中国学者看来,人生的艺术化、艺术的自然化是这一学科主导性的价值目标,而关乎中国传统国家建构以及政治生活审美特性的讨论则几近阙如。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无美学,而是美学理论本身出了问题。换言之,建基于西方18世纪启蒙理想的现代美学,一直将个体自由作为核心价值,艺术与自然因为充当了自由的映像而受到高度肯定。与此相反,传统政治则因为与宗教神权、封建专制的密切关联而被视为反自由,并因此长期饱受抨击和批判。

  那么在传统中国,政治果然就是与美和艺术绝缘的吗?或者说,它是否就是美和艺术的天然对立物?如果我们暂且搁置西方基于个体自由的审美价值观,这一历史可能为人呈现的是一幅截然相反的景观。

  中国传统政治的起源与民族的起源具有一体性,在中国社会早期,美充当了将华夏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标识,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上古政治的核心价值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苏秉琦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曾反复提及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玫瑰花图案。在他看来,按照中国古文字“花”“华”不分的特性,这种花卉图案极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易言之,华夏、华山以及出土于华山之麓的庙底沟玫瑰花彩陶图案,共同昭示出原始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是以美丽的花朵作为其图腾或象征的民族。以此为背景,按照古人“器以藏礼”的讲法,中国上古政治基本上可称为以礼器作为标识的图像政治。像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浙江良渚玉器以及后来的九鼎、传国玉玺等,都曾充当过这种族群、家国一体观念的视觉相等物。同时,这种由图像表征的政治并不仅仅局限于礼器,而是向人的日常生活广泛蔓延。按《尚书·益稷》的记载,中国自舜帝时代开始服分五彩,并分别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自然物象绘制于人的服装,以图案差异表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这是中国以审美化的服装图案建构政治权力阶梯的开端。扩而言之,这种服饰差异也被视为族际、国家差异的象征形式。如孔子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唐孔颖达注《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据此不难看出,审美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审美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在其发端期表现出的重要特性。

  自上古以降,虽然王朝代有递变,但对礼乐的崇尚构成了变中的不变

  中国历代王朝无一不以“兴礼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志,翻遍二十五史也无一不讲礼乐,这说明了礼乐政治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永恒价值。那么,什么是礼乐?按《尚书大传》,周公在其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然后将政权移交给了周成王,这是中国礼乐政治的发端。具体言之,所谓礼,就个体而言,指人行为的雅化;就群体而言,指典礼艺术;就礼器而言,则指礼仪美术。也就是说,审美特性构成了礼的基本特性。所谓乐,就其内在构成而言,指乐德、乐舞和乐语;就其艺术表现而言,指诗、乐、舞。据此,所谓礼乐政治,无疑就是一种诉诸审美和艺术的政治。《礼记·乐记》讲:“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这说明礼乐政治的施行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而是对人内在善性的发蒙,也意味着顺应人性的教化方式构成了其政治实践的最重要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周王朝以“尚文”为特色,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进行持之以恒的礼乐教化。这种有类于审美教育的教化方式虽然短时间内难以见出成效,但由于有接受对象的心理认同作基础,它往往比威权性的强制更有效果。王国维在评价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创举时曾讲:“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这里所讲的“万世治安之大计”,正是指礼乐这种从人性出发的审美政治之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易言之,内基于人性,外发为审美,大成于礼乐,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价值。

  以爱贯通家国天下,从血缘共同体走向文化和审美共同体

  中国社会自先秦以降,虽然诸子思想多元歧出,但爱依然构成了家国政治建构的基本共识。以儒家为例,这一爱的社会组织法奠基于血缘之爱,即“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然后被放大到邻里,即“里仁为美”;再被放大到社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扩及人类,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从个体到家庭、国家、天下,就成为被以爱的教义连缀而成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家国意识、炎黄子孙观念、天下一体思想正是因此而起的。以这种血缘性的国家论述为背景,中国人进一步以文化认同破解夷夏对立、并作为国家认同的标准。如孟子讲:“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也即生于东夷、西夷并不能作为是否属于华夏的标志,关键在于其执守的文化价值观。而构成这一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就是礼乐。据此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国家的论述,无论基于血缘,还是基于文化,最终均是以礼乐文明为其旨归。易言之,礼乐对内奠基于从血缘生发的爱敬情感,进而引发为崇礼尚乐的文化价值,最终显现为由礼仪秩序和音乐和谐共构的美好世界。这一进程,表现出从血缘、文化认同最终走向审美认同的总体趋势。

  以上三点,基本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政治诉诸审美表达的特性,也使这种政治显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品格。当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只讲审美教化不讲政治强制,并不足以维系政权的有序运行。正是因此,中国儒家讲礼乐也讲刑政,历代统治者既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王霸道兼杂。但是从中国历史看,从来不能因为铁腕政治的有效性而轻看礼乐教化的价值。这是因为,礼乐作为一种审美化的政治,它的非实务性保证了它的超越性,并因此成为跨越族际的普遍价值。同时,礼乐因奠基于人性而对人构成绵长的吸引,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特质而成为悬于未来的乌托邦。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占据精神的高度,能对异族或异域保持长久的吸引力,能历经数千年仍得以有效延续,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的审美政治为人提供了精神的高度和目标。据此我们将不难厘清中国美学和传统国家政治的基本关系:首先,审美化的礼乐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本体地位。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带有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其人民持之以恒地进行审美教化,即诗教、礼教和乐教。再次,中国美学和传统政治的关系具有本末体用的两重性,美既对现实政治实践具有引领作用,同时也以“润色鸿业”的方式服务于现实政治。换言之,美的本体性和工具性、手段性和目的性的双重挟持,使中国美学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因为美的介入而持续显现出人道的光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刘成纪 原发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