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一双“重庆之眼” 看看过去的重庆

范稳著《重庆之眼》。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新华网重庆4月24日电（毛晓雯）23日晚，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29种获奖图书全部揭晓，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之眼》荣膺2017年度“中国好书”。《重庆之眼》作者范稳，全书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展现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等人的爱情与婚姻，描绘了重庆大轰炸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让我们带你从这本书里看看过去的重庆、过去的故事。

这几天，邓家大院所在的二府衙一带的街巷、茶馆里，随处可见那些享誉江湖的袍哥大爷们。他们大多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及一溜小老幺。他们见面互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重庆之眼》 P4

1940年重庆街景，路上形形色色的人。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抗战时期，桂渝路上的中型市镇。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山城里的旧时茶馆，三教九流齐聚一堂，各路消息在此碰撞。也有不少帮会选择茶馆作为帮会的联络点，会友们用茶壶和茶杯摆出各式各样的茶碗阵，以此暗通消息。如索取帮助的“单鞭阵”是这么操作的：摆阵人将茶满斟一杯，然后将茶壶嘴正对茶杯。对方看懂“暗语”之后，若同意援助，便将杯中茶饮尽；若无法提供援助，倒掉杯中茶，旋即自酌自饮一杯。

她们没有料到那个晚上全城戒严，各码头、交通要道都加派了岗哨，对出城的人严加盘查。山城重庆的主城区由于受两江夹峙，城门便与众不同，共有十七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由镇守重庆的指挥使戴鼎依照“九宫八卦”之象建成“九开八闭”的十七道城门。往昔，九道“开门”、八道“闭门”环长江、嘉陵江而建，依崖筑城，以江为池，易守难攻，险峻巍峨。只有通远门是主城区唯一的陆路出口，其他的“开门”都面临长江或嘉陵江。但这些老城门大多在民国十六年重庆扩城改造中被拆除了……——《重庆之眼》 P74~75

旧时重庆，人们到城门外、大江边取生活用水。此图摘自《遗失：1920-1941年的中国》。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旧时重庆长江船民。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其实，重庆老城墙、老城门的历史还可往前追溯。早在公元前316年（一说公元前314年），战国著名谋略家张仪为巩固秦朝统治，在故巴国国都江州（即而今眼目下的渝中半岛）第一次筑起城墙。再往后，来到南宋时期，遭遇蒙古南侵，守蜀名臣彭大雅依渝中半岛的地形走势，用砖石打造城墙，重庆古城墙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围出了所谓的“古代重庆城”。

东水门也是往昔重庆“九开八闭”的“开门”之一，历来是人们从主城区渡江到长江南岸的大码头，也是商旅云集之地。这次龙舟赛的起点就设在东水门，赛道顺长江而已。本来主办方原定的起点在东水门上游的储奇门，赛道将近四公里，经过人和门、太平门、太安门、东水门、翠微门到朝天门。顺长江划龙舟，加上人力，一般二十来分钟就可完成比赛。但重庆防空司令部担心会有空袭，将赛程砍去了一半。——《重庆之眼》 P122~123

1941年5月，龙舟赛预演，这只龙船蓄势待发。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5月，龙舟赛预演，赛场设置于嘉陵江宽阔处。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2年6月，龙舟赛即将开始，一艘赛船突然翻覆。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2年6月龙舟比赛，船头半蹲的是船队的指挥。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旧时重庆的端午节龙船比赛多由一众码头帮和船帮来操办，战队或由某帮会单独组成，或由三五个帮会联合组成。参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须置办赛船、负担选手吃穿用度等等，花钱如流水，财力稍弱便无法参赛，至少无法年年参赛。不过，也正因龙船比赛花销巨大，被诸多帮派当作一年一度显摆的好机会。每年农历的三、四月，帮会若在自家码头上竖帮旗，便表示报名参赛。而迎风招展的帮旗，亦向来往行人昭示了该帮派的实力。

随着时间推移，龙船比赛的参赛队伍后来主要变成了重庆当地社团及各驻渝部队。

刘云翔在机场边一排临时搭建的竹木房里见到了邵福林。珊瑚坝机场由于只在枯水期才可以用，夏季一发洪水，人们就将这些房子拆除搬走，珊瑚坝就只剩下一方江心岛，因此这个机场的建筑都是临时性的。——《重庆之眼》 P464

1940年，重庆一场国际友人招待会上的宋美龄。宋美龄为与日本空军对抗，早年便成立航空委员会，引进国外先进的航空技术与飞行设备。照片中她披肩上别的正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徽章。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献机活动，造访中苏文化协会。抗战初期，苏联政府派遣多位志愿飞行员来华援助。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如今的珊瑚坝种满柔嫩的丝茅草，美不胜收。市民们纷纷到此休闲，野炊、露营、放风筝……各种活动皆适宜。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曾是一个始建于1933年的季节性机场，随滚滚长江的起起落落而决定开启或是关闭；多少爱国志士曾从珊瑚坝起飞，与日军周旋到底，直至生命尽头。

那时的国泰大戏院每有好戏上演，一些没有买到票的人宁愿站在外面等演出结束，然后看过的人津津乐道地讲给没有看到的人听，与他们一起分享精彩的剧情。戏迷也跟球迷、钓鱼迷等痴情者一样，围观也幸福。

……蔺珮瑶脸上泛起回忆美好年华时才有的那种温馨表情，“它是一幢中西结合的三层建筑，正面呈‘山’字形，红色墙体、罗马窗、大玻璃门，那时许多人都把那扇大玻璃门当镜子照哩。这个地方本就是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所以国泰大戏院的门前总是人群熙攘，轿车、黄包车、轿子来来往往，叫卖各种小吃的小贩，站在街角打秋风的浪荡子，妖娆的富家太太和小姐们，散发传单宣传抗日的学生，来这里交换情报的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地下党，她喜欢在国泰大戏院这种地方和她的同志们接头。”——《重庆之眼》 P266、276

1941年2月，话剧《雾重庆》于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描写抗战中的年轻人在重庆如何挣扎。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雾重庆》中的场景。此剧上演，轰动山城。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女子公寓》亦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2月，话剧《女子公寓》中的一幕。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的前身，便是这国泰大戏院。它建成于1937年2月8日，耗资14万银元，这在1937年可是一笔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大戏院建成后，兼具戏院和影戏双重功能，有时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一年四季娱乐不间断。戏院内，1500个安装着弹簧座垫的座位排得整整齐齐，天花板上坠着6盏巨型吊灯，墙壁上还安装了8台换气扇；戏院外，霓虹灯组成的“国泰大戏院”招牌在夜色中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彼时重庆人不识霓虹之名，将霓虹灯谐音称作年红灯）。——这样的戏院，这样的设备，如今看来稀松平常，却是旧时山城的摩登代表。

那些支撑吊脚楼的柱子好一些的有成人的大腿粗，寒碜些的用竹子捆绑而成。本地人称之为“捆绑房”，下江人叫它“抗战房”——他们来到重庆，能暂住进这样的房子已属幸运的了。这些“捆绑房”或黢黑残缺，或歪歪斜斜，就像破衣烂衫的山城底层百姓的脚，坚韧地站在坡坡坎坎上，不惧寒酸，迎风挺立。有些“捆绑房”被炸垮了、震倒了、烧毁了，但不出一个月，它又神奇般地站立了起来……对生活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并不复杂，炸垮了房子，只要人还站在山城的坡坎上，房子也就跟着站立起来了。——《重庆之眼》 P123

1940年9月，重庆市郊。大轰炸后，市民们用木材、毛毡等快速搭建简易住宅。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1941年5月3日，日机对市区及江北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图为被炸成废墟的华华公司。新华网发（重庆市图书馆供图）

因战时物资奇缺，重庆民众修建房屋只能因陋就简：以木穿斗框架结构的土墙屋已算“高级住宅”，更多的人只能用楠竹、木板、篾席、篷布搭出简易的“抗战房”，再以油毛毡和茅草覆顶。当时的陪都建设委员会在《建筑平民住宅规程》中对民众自建房屋作了诸多规定，例如：“修建房屋必先得执照，要照图样营造，马路街巷边之建筑应照规定尺度退让，与邻舍相连部分要砌防火墙，靠马路边50cm以内不准建捆绑房屋。”但在战火纷飞的非常时期，这些规定形同虚设，普通民众建起一方避风港实属艰难，哪还有余力处处遵照规定？

那些年，面对日军的密集轰炸，坚韧不拔的山城子民练就了一身快速复原家园的好本领，只要手边还有几块烂木板，就能造出一个家。

原文摘自《重庆之眼》（文/范稳）

图片摘自《陪都重庆 1938-1945 : 大轰炸下的抗日意志》（编/秦风）【特殊说明的图片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