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包土地早行人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大潮奔涌，沧桑巨变。我们的祖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人民从缺衣少食，到致富奔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家乡，广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挥之不去家乡情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这方华蓥山游击队战斗过的红土地、华蓥市观音溪镇跳石沟村（原福星公社八大队）采访，不由自主地想起，41年前，那些敢为天下先，在川东北乃至四川率先“吃螃蟹”，分包土地的筹划者。他们有的已经作古，现在只有谢明全、雷安录两位老人在世，这些改革者敢闯敢干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并传承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激励着他们努力奋斗。

华蓥市第七、八、九、十届人大代表，跳石沟村党支部书记祝相才告诉记者，经过强村并组，跳石沟村现有人口1771人，集体经济从零到有。仅2017年，该村集体收入就有3．5万余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万元，村民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当年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也陆续回到村里置办产业，建设家乡。截至目前，跳石沟村已经建立起6家合作社或公司。华蓥市政协委员许永平建起的“华蓥市恒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种植花椒1000亩；江义书建立的“华蓥市常青树生态专业合作社”，种植优质蔬菜150余亩；杨林建立的“华蓥市香山富美生态专业合作社”，种植反季节水果200余亩；殷天才建立的“华蓥市金银花专业合作社”，种植金银花700亩；广安市政协委员张晓萍等建立的“华蓥市高坪油樟基地”，种植优质油樟300余亩，现已获得收益。现在，该村正在对7公里通村公路进行扩宽并黑化。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跳石沟村的发展日新月异、方兴未艾，跳石沟村的未来充满无限希望。

率先“吃螃蟹”的人

那是1977年的春天，学校开学不久，农民开始在田间播种。跳石沟村四队队长谢明全（抗美援朝转业军人）、会计杨长明（已去世）、民兵连长雷安录、大队会计杨天根（已去世）四人，在公社开会后，来到福星学校，找到正在教书的我（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生），将我叫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向我“请教”。对于这些长者，本人不敢怠慢，急忙问：“谢队长，你们有什么事？”谢明全说：“你是我们大队的‘秀才’，请你为我们参谋一件大事——我们想将队里的土地划包一点给每位社员耕种，这样更能调动社员的种粮积极性。要怎么搞，才能既不违背上级的政策，又不让周边生产队晓得？”

说实话，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相关政策，我不敢擅自“参谋”。因为当时自己已经是初中老师，搞不好“饭碗”被打烂，还可能被定为“走资派”，弄个“永不翻身”。

然而，面对乡亲的请求和农民面临的处境（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都没划到“自留地”，农民耕作积极性不高、产粮少），我又不得不斗胆为他们当“参谋”。思考良久，我对他们说：“谢队长，你们的想法很好。但这件事风险很大，搞得不好会闹出大事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在划包土地时，要家家户户连接成片，种的农作物也要基本一样，选择的地点尽量偏僻，一定叫社员守口如瓶，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同年3月，谢队长召集全队社员户主开了两次秘密会议后，就把香龙山旁的虾爬沟至铜河沟的那一大沟土地，按实有人口每人10平方丈（约0．17亩）田地，划包给各家各户耕种。那些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第一次得到了“自留地”，十分高兴。

社员们得到承包地后，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按照谢队长的要求，精耕细作，都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栽上了红桔、广柑、香柚等果树苗，间种了玉米等大春作物和小麦、胡豆等小春作物，还种了一些蔬菜。当年秋天，都喜获丰收，社员们个个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然而，这件事还是被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徐云汉、胡和鸣（已去世）发现了端倪。因为户与户地块之间的庄稼，耕作与管理有着较大差别。两位干部去查原因，社员们大都不回答，有的则敷衍搪塞过去。两位干部心里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回公社向时任党委书记的杨序荣作了汇报。杨序荣思考良久后说：“这件事你们也没搞清楚，当不知道就行了。只要没有人举报，我们就不查不报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种出更多的粮食和搞好多种经营，这是好事嘛！”

就这样，社员们齐心协力搞好集体生产的同时，还精心经营承包的土地，年年丰收。1978年就没社员去公社领供应粮了。1979年至1980年，铜河沟连片种植的红桔、广柑、香柚陆续挂果，卖得了好价钱，社员的钱包慢慢鼓了起来，近10个“老光棍”也娶了媳妇。香龙山的红桔、香柚在华蓥山区出了名，不少厂矿的工人和城镇居民慕名前来购买。

四队的改革实践，于1978年春节期间在周边传开，附近的队纷纷效仿，有的生产队每人划包8平方丈田地，有的生产队每人划包10平方丈田地，还有的生产队每人划包15平方丈田地。看到农村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公社干部也意识到改革的春风即将到来，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这些事了。

跳石沟村改革发展回眸

1978年四川省委明确提出，生产队可以组织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建立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超产奖励的“五定”生产责任制。

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1979年6月，华蓥工农示范区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定，地处山区的跳石沟村试行。1979年11月28日，华蓥工农区区委贯彻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派出工作组在高兴公社五大队六生产队和福星公社八大队四生产队进行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试点，对社员的“自留地”、养猪饲料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增补，建立起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的专业组。1979年11月，四川省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明确提出，少数后进队和穷队可以实行包产到作业组搞“四固定”；生产队一些多种经营项目，可以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有条件的生产队还可以划出一部分零星、边远或瘦薄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

1981年省委文件明确提出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跳石沟村率先贯彻实行。“包产到组”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实施，使跳石沟村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催生了祝明书、韩云中、韩开益、韩云光、杨金成等一批“万元户”。1982年8月，华蓥工农区的农村工作现场会在跳石沟村等地召开，《四川日报》刊发了题为《华蓥山的笑声》的通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题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华蓥人民走上致富路》的通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1981年，跳石沟村就有220个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政策，极大地限制着农民进城和跨区域流动。为突破禁区，1981年春节后，韩云中、韩云光等一批青年，敢于先行，到重庆做小生意。祖祖辈辈在山区务农的村民，第一次进入城市挣钱，第一次挣得比务农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收入，令人羡慕不已。这不但解决了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为农村改革注入了活力。

1985年省委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办厂开店，搞第三产业，搞劳务输出。随后，又专门印发《关于积极开拓以农村建筑业为主的劳务输出的意见》。跳石沟村村民在这些文件精神的鼓舞下，纷纷走出“农门”，进入城市，有的还跨出国门挣钱。跳石沟村人韩开腾、殷天才、韩万伦、韩海军等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开公司、搞发展。殷天才、杨奇富等还带领一批人到东南亚、非洲等地务工，既展现了中国人勤劳、睿智和创业风采，又让自己的钱包鼓了起来。（杨天军 杨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