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车耀先用生命兑现诗中的承诺
7月8日，游客正在参观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本组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
7月8日，沙坪坝区歌乐山松林坡遗址群内展出的车耀先在狱中写的《自序·先说几句》。
“车先生，这里有一封您老家的电报。”1940年3月，成都市山桥南街的一家餐馆外，两名男子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说。
过了一会儿，餐馆的门缓缓打开，一位杵着拐杖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当看到这名中年男子时，敲门的两人并没有拿出所谓的电报，而是指着外面漆黑的路说：“车先生，我们上峰有请，跟我们走一趟呗……”
“那名杵着拐杖的中年男子就是曾经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7月5日，在歌乐山“高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场，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为重庆日报记者还原了车耀先被捕的一幕。
开展地下斗争
开办努力餐餐馆
“车耀先开办的努力餐，不仅是一家餐馆，也是我党开展地下斗争和统战工作的重要场所。”王浩说。
据史料记载，1894年出生于成都大邑的车耀先，曾在川军中担任士兵、司务长、连长、团长等职，并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因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愤而离开川军，于1928年东渡日本游学，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5月，车耀先带领全家在成都市山桥南街开办了努力餐餐馆。店名之意，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车耀先的女儿车毅英曾撰文回忆，彼时，车耀先为办好努力餐，不仅特聘了当年在滇军为朱德做过饭的何金鳖担任首席厨师，制作出烧什锦、白汁鱼、清汤三鲜、宫保童子鸡等诸多特色菜，还每天面向市民出售大肉蒸饺和大众蒸碗饭，让他们能吃到物美价廉的饭菜。
车毅英在文章中提到，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共产党员来这里时，只需说出“一菜一汤”的暗号，就可以免费进餐。她着重提出，特别是1930年10月，车耀先参与策划的“广汉兵变”失败后，努力餐更是成为不少地下党员的避难所。
记者还了解到，由于车耀先主要从事的是统战工作，努力餐在为革命活动筹集资金的同时，也成为不少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
纸短情长
自传序言背后的革命情怀
“出生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能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是矣……”
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记者看到了一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英烈颂》，翻开图书，这段文字映入记者的眼帘。
“这本书上收录的是车耀先在狱中写下的《自序·先说几句》中的话，也是他留给子女们的‘遗言’。”王浩说，他写下这段文字和国民党特务发的一本图书有关。
原来，1940年在成都因“抢米事件”（指军统特务头目康泽等人指使特务，混入群众，在1940年3月14日晚策划的捣毁商铺、抢劫米市的暴乱，事后国民党污蔑共产党为始作俑者，给中国共产党加上“破坏抗战”的罪名，大肆抓捕进步人士）被捕后，车耀先被押解到重庆，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他不为所动，只承认一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脱党已久并未恢复，以同他在《大声》周刊第十三期上发表的《我是什么人？》一文中“（民国）十八年加入共党。‘九一八’后，因工作不力遂被开除”的声明相吻合。
“硬的不行，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只好采取攻心战术。”王浩说，戴笠听说车耀先对冯玉祥比较尊敬，便表示，只要车耀先发表一个声明，就请冯玉祥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派他出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车耀先断然拒绝，表示“宁死也不同意”。
据史料记载，当车耀先从重庆转移到贵州息烽监狱后，特务发给他一套蒋介石极为推崇的《曾文正公家书》。车耀先原本对此书不屑一顾，但仔细阅读后，却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今后能否出狱断难预料，妻儿一别不知何时再能团聚，何不乘此机会给儿女们留点什么，让他们能得到正确的引导。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车耀先便以要写《曾文正公家书》读后感为由，向特务要来纸笔，完成自传，而前文提到的《自序·先说几句》正是这部自传的序言。
“可惜，车耀先没能写完这部自传。”王浩说，但通过序言能发现，这不仅是一段序言，更是车耀先革命信仰的表达，对家人的牵挂，对下一代的殷殷嘱托。
令人欣慰的是，车耀先的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6个子女都严格遵循父亲的教诲长大。成年后的他们，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为普通工人。
“车耀先对家风的重视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王浩说，这表明党员领导干部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家人，立家规、树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真正肩负起从严管家、从严治家的责任，形成守德、守纪、守法的家庭风气。
英勇就义
践行入党誓言
“与罗世文等人一样，车耀先同样是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的成员。”王浩介绍，在被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的这段时间里，车耀先利用自己是该集中营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为狱中难友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原来，当车耀先与罗世文等人被转移到贵州息烽监狱后，恰逢特务头子周养浩在监狱内实施所谓的“改革”，即让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做一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动。在征询了秘密党支部的意见后，车耀先挺身而出，要求担任息烽集中营的图书管理员。
“当上图书管理员后，车耀先不仅对图书室内的图书进行修补整理，还通过更换封面等方式，把当初难友们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混入其中，统一外借。”王浩说，至此，集中营里竟然出现了如《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车耀先还积极为难友们打通外部消息的传递渠道。据《英烈颂》记载，车耀先担任图书管理员之前，息烽监狱图书室里只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当时的《贵州日报》，难友们根本无法从中了解外部的真实消息。车耀先到图书室后，就巧妙借用周养浩的名义，增订了一批民办报纸和进步刊物，让难友们能通过图书室知晓外部的情况，进而增强他们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即使面对死亡，车耀先也很坦然。”王浩说，1946年8月18日，当敌人把他押到刑场，准备处决时，车耀先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入党后写的一首诗，他不仅用生命兑现了诗中的承诺，也为当代共产党员作出了榜样。”王浩说。本报记者 黄琪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