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海外汉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北美，多家汉学研究中心成立，既整合了研究力量，又培养了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北美汉学家开始在中国研究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要属“汉学三杰”：孔飞力（Philip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三位学者均学有所长，对海外汉学研究贡献颇大，且培养出相当多的学生，堪称“一代宗师”。
需要说明的是，有学人认为，“汉学三杰”的名号不过是国内书评界的想象：“汉学三杰纯粹是个当代中国外行书评人创造的概念，却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贤还有名，值得用来写篇学士论文讨论下中国对西方汉学的民间想象。”（陆杨）石伟杰则通过“学术史”回顾，指出这种并称大约在2004年左右即已出现于大陆，并逐渐成为某种“共识”。顾思齐（即胡文辉）凭借个人印象，给出他自己对“三杰”学术的总结：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准确，但却说明史景迁“以叙事见长”的学术风格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个风格成为助力他与另外两大汉学家并称的标签。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家庭，按照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颇有些“书香门第”的气息。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德莫特（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他的妻子金安平也是一位学者，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祖父是历史学家金毓黼。
在剑桥大学，史景迁最初学习的是英国史，之所以转向中国史，其实是一个“偶然”。史景迁参加了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一个交换生项目，到达耶鲁后，他才决定研究中国，因为耶鲁大学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芮玛丽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学生，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她给史景迁推荐了很多中国研究的名作，例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等。硕士毕业后，史景迁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前往澳大利亚，问学于房兆楹先生。房先生长于史料，他用中国传统的师徒方式教授史景迁，据说“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就是房氏所取，意为“景仰司马迁”。在跟随房氏学习的过程中，史景迁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参阅康熙御批奏折档案的海外研究者。
从研究时段来看，史景迁更为关注明清以来的历史，他参与了海外清史研究刊物《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的编辑工作，后来该刊英文名改为late imperial China（直译为“帝制晚期中国”），被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编的《清史研究》，并称为海内外清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定期刊物。
从主题上来看，史景迁的作品往往切入点较小，但是关切的却是大问题。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Tsʻao Yin and the Kʻang-hsi Emperor），从小的出发点，来展现康熙时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风貌，正如该书序言所言：“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所以，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曹寅的所作所为自然要予以关注；但他原来可能做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精确地说，律例规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官位时又做了什么。”
也就是说，由曹寅的身份与经历牵扯出的制度运作，才是史景迁关注的核心，于是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内务府以及八旗、包衣，讨论了曹家的兴起与活动等。1965年，史景迁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获得了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他也因此破格留校任教。
他的另一本书《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利用方志等材料，研究了清初山东郯城一位已婚妇女王氏，与人私奔后因生活困难回归家庭，被忍无可忍的丈夫掐死。因为资料上的困难，该书最后一章才提到本书主人公王氏，其他章节则重点描绘了郯城的生态与农民的艰苦生活。
从写作风格来讲，史景迁著述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他的很多著作主要是在“描述”，并不尝试去寻找“规律”或者“结论”，他的著作语言文字生动，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其中《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颇具代表性。这本书创造性的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试图窥视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他凭恃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从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西洋传教士所夹带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由此可见，史景迁的问题意识其实非常明显，只不过因为写作手法的原因，导致有些人可能会忽略他的思考。
史景迁的写作实践背后亦折射出史学发展的脉络，他学术作品的两大标签：“叙事”和“以小见大”均是如此。自兰克（Leopold von Ranke）系统提出“科学化历史”以来，20世纪史学界逐渐发展出了三种“科学化历史”，分别是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模式、法国的生态——人口学模式、美国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随着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对感觉、情绪、行为模式、价值等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并且主张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被大众所知晓。
有鉴于此，一部分“新史学家”开始回归叙述模式，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等一批“叙事性”名作陆续出版（史景迁与金兹堡有学术上的联系），这被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兴”。同样以叙事见长的李开元就认为，史景迁的“历史叙事”与“叙事的复兴”的潮流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者逐渐将关注点从气势恢宏、高屋建瓴的宏观书写，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细节、普通民众生活机制的“微观史学”，也对史景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氏之死》就是典型，王笛将此书列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
与这些“新史学家”类似，史景迁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较少使用理论，社会科学气息并不多，他认为对理论的过度强调，恰恰是有局限的，在研究中应当谨慎地使用理论。史景迁的写作虽然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但并不代表他写的内容是原创的，其实他在写作时，也会有意的分析史料。例如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一书中，史景迁对资料来源作了详细的说明，在每章的注释中，还对一些关键材料进行了辨析。
这种写作手法使得他招致了一些非议。1992年，一位名叫布鲁兹·玛兹利士（Bruee Mazlish）的学者写了篇《胡若望疑问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Question of Hu），批判《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是一本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这本书只讲了一个名为胡若望的疯子的故事，却没有解释他为什么疯。以研究中国革命史见长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则认为他做的历史分析太过肤浅。汪荣祖也有类似的批评：“胡若望到法国变成了疯子，一回到中国就好了，史景迁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他的疯癫，只是说表面故事而已”。
这些批评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有关。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强有力的质疑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区分，在文史学界引发了讨论。有史学家认为，怀特将历史学等同于诗学和语言学，已经明显越界，无法苟同。在这种背景下，学术写作具有明显叙事烙印的史景迁，招来类似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他的著作引发了争议（笔者认为一位学人的论著有争议未必是坏事，因为这代表了该人的著作有相当程度的讨论度），但是史景迁依然凭借诸多成果，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ing For Modern China）一书，从明清一直写到近代中国，兼具宏大视野和历史细节，长期作为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景迁任教于耶鲁大学，在2004—2005年期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获得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颁发的各种荣誉及奖章，不仅在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爵位，且在2010年被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授予“杰弗逊讲席”（Jefferson Lecturer）这一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
在教学方面，史景迁也保持严谨的态度。任教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旅美学者张泰苏，回忆上史景迁本科课堂时说：“上他的课或读其著作时，往往会感到时间流速放缓，外部世界的喧嚣淡去，于是思维以格外澄澈的状态投入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里”，在这里可以获得对历史的沉浸式体验。
任教于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的旅美学者薛涌，则回忆了他上史景迁硕士课程的经历，这门课主要是跟进最新的现代中国史研究，阅读材料也基本是顶尖期刊刚发表的论文，整个课程要写三篇读书报告或论文，史景迁会细致的修改，并且与学生抽空交流意见。
史景迁这种重视叙事的研究风格，也影响了自己的弟子。例如以研究明清时期“军事大分流”见长的欧阳泰（Tonio Andrade），也长于叙事，在回忆其学术生涯时，他自承受到史景迁《胡若望的疑惑》的影响。
史景迁于2021年底去世，引起各方悼念。我们或许可以用美国人文基金会给史景迁的悼词，来总结他的中国研究：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颠覆了西方中心论的扭曲心态，客观平实认识中国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