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而大爱、侠义，更是医者兼而有之的品质。

身披白衣战袍，临床诊治患者；心怀天下苍生，潜心制药救人。从医者到创业者，除却超越常人的坚定与智慧之外，还需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敬重。

黄文林就是这样一位医者及创业者——作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二级教授，他白手起家创立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全情投入创制新药，在肿瘤靶向基因药物的临床试验及中试生产上，他手中握有的技术始终处于国内前列，创业至今，已有5款抗肿瘤新药在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

总结经验，黄文林常说：唯有极具定力、目标坚定之人，才能坚守下去。“我犹如坐上小船，遇到大风大浪，跳海必死无疑，只能随遇而安，全靠信心才坚持到现在。”虽历风雨，但制药救人的执着在他心里从未减退。

黄文林与约翰·纳什在其车祸事故去世前一年的合影

辟新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黄文林出生在湖北农村，经历过困苦、动荡的年代，少年时的经历让他愈加坚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

生活环境的落后、就医的困难，以及身边老中医治病救人对自己的触动，就像是一粒无形的种子，深深埋进黄文林的心里，学医救人的念头也由此破土而出，愈发强烈。

机缘巧合之下，黄文林报名成为地方医院的学生，经培训成了村里的医生。黄文林在行医的过程中，对医生这一职业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积德行善，对生命始终保持敬畏，对医术坚持精益求精。

心怀对医学的热爱，黄文林在重获求学机会后，毅然考进了医学院。凭着在校的优异成绩，毕业后被顺利分配到湖北微生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

这虽然同属于医学序列，但是在研究所的工作内容与黄文林本想治病救人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不过对医学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黄文林没有放弃，开始潜心研究病毒。

工作后不久，病毒研究室主任孙福林提醒他，在科研上要想走得远，得有过硬的英语水平，而英语恰是黄文林的短板。为了心中的医学梦，为了更好地进行科研，黄文林便开启了苦学英语之路。

为了学习英语，黄文林全身心投入，当时他居住在动物实验室旁边的隔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混乱的余波还未止息，夜里实验室的动物总是被偷，于是所里就安排他居住于此，以保卫实验室，防止偷窃行为再度发生。小隔间气味难闻、空间狭小，但周遭的环境，毫不影响他全身心投入学习。他把单词抄在纸上、贴在墙上，反复背。几年过去，小隔间的墙壁一次次被写满英文单词的纸张贴满。为练习口语，他还特地到广州参加了英语口语学习班。

努力学习英语，科研中寻求突破，黄文林两边都非常上心，因此不仅英语有了起色，科研成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感于自己基础知识的欠缺，他担心继续深入科研，恐难应对，于是就计划另辟新路。

不久，黄文林向所长丁达明申请办一家制药厂，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他就计划书内容与所里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所里最终同意了黄文林的申请。3个技术员，200平方米的厂房，3万元资金，5个临时工，靠这些资源起家，凭借刻苦的精神，黄文林带着8人小团队大干5个月，第一批干扰素产品做了出来。产品批量生产对外销售后，不到几个月黄文林就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首次创业成功不仅没有让黄文林沾沾自喜，反而让他更清楚，做产业，制好药，现有知识远远不够。为了对制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做了一个决定——到国外去深造。

出国前，有个“插曲”令黄文林印象深刻：当年报名后，为弄清珍珠养殖的载体蚌壳大量生病的问题，黄文林被派往黄冈乡下做现场采样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处的秦正麦给黄文林打了一通电话，通知他到武汉大学参加出国统一考试。由于那时身在小村庄，回武汉路远、车少，黄文林本打算放弃，但秦正麦坚持要他试试，不要轻易放弃。于是他便搭上村民的摩托，足足跑了60公里崎岖颠簸的山路，总算赶上了回武汉的汽车，千里奔赴考场。庆幸有那通电话，不然黄文林可能就与出国深造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星光不问赶路人，考试结果令人欣喜，最终黄文林如愿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录取，一段长达14年的赴美求知之路也由此系开启。

黄文林与杨焕明院士合影

做萤火

点亮人间星河

留学期间，黄文林一门心思想尽可能多学知识，向导师请教科学难题，向实验室技术员求教技术原理，大量地阅读书籍，补足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

学习之余，为赚取生活费，他在酒吧做过侍应生，在靶场当过服务生，在加油站当过加油工，无论做什么工作，黄文林总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别人的认可。正是这份勤恳踏实的态度，奠定了之后的事有所成。

黄文林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和工作时就注意到，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实体肿瘤患者数占比高达85%。按照实体肿瘤的治疗适应证、5%的患者保守使用率计算，抗肿瘤产品的年需求量可达255万剂，以参考价格1000元／剂计，国内市场容量达25亿元／年，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而在广阔市场的背后，他更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当时的中国，抗肿瘤产品多以仿制为主，技术上受制于人，生产属于中国自己的抗癌药，摆脱技术上的限制，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便成了黄文林新的奋斗目标。

心怀梦想，不忘初心，黄文林的科研之路也就走得更加坚定、更加稳健。在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项目负责人、纽约高等病毒研究所资深科学家后，他想要实现自己研制抗癌药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他了解到，肿瘤生物治疗是一种以自身免疫抗癌治疗肿瘤的新兴手段。它通过提取患者体内抗癌的正常细胞，体外培养制成生物药剂后再植入人体，增强机体自身免疫功能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是继手术、放疗、化疗后第四种肿瘤治疗模式，也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个环境友好型、身体友好型、副作用比较小的治疗方案，黄文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或许是通往肿瘤治愈的道路。

朝着这个方向，黄文林开始投入大量科研精力。在完成手头上的工作之后，黄文林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实验室，通宵达旦地做实验、积累数据、优化方案。经过长期的科研攻关，一种腺病毒被他成功重组出来，利用人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通过腺病毒载体，定向作用于肿瘤部位，可以抑制肿瘤周边及肿瘤实体内血管生成，使肿瘤进入无营养状态而凋亡，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实验室的成功经验，也给了他巨大的信心，自己研制抗癌药的目标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去国14年，凭借勤奋的学习态度与超高的科研能力，黄文林在美国学术界已站稳了脚跟。他带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首次证明了病毒感染真核细胞后可主动调节真核细胞的功能基因，使腺病毒早期启动子E2E能有效地同时利用两种RNA聚合酶进行非竞争性高效转录，这项研究荣获1994年美国微生物协会论文一等奖。

随后黄文林在肝癌、肺癌治疗上取得重大成果，他因此获得1996年美国癌症协会杰出成就奖。1997年，黄文林出任全美中国专家教授联合会生命科学部主任，2000年任旅美科学技术协会生物及制药协会会长。

经济上富足，学术地位高，黄文林在美国可以衣食无忧自由地生活，但是，他心系祖国，报国寸心坚似铁，年少时治病救人的理想依然刻在他心中。2001年，当教育部邀请他回国时，黄文林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觉得自己的技术应该在中国可以造福更多人，中国应该研制出自己的抗肿瘤新药。”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觉得祖国更需要他，心中自小萌生的治病救人的愿望、心系祖国发展生发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都在召唤着他回国。每次坐飞机回国，在纽约上空，他能够看到城市灯火辉煌，而在广州上空却只有星星点点的光，而他愿做一盏萤火，点亮祖国的人间星河。

团队开会

勇创业

成立达博兼济天下

2001年6月，响应祖国的召唤，黄文林辞掉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职位，回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任职。

最初，国内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实验室条件落后、办公场所简陋、工作薪资微薄，这些都无法干扰黄文林在国内做科研的决心。

回国后，黄文林潜心科研，经过刻苦钻研先后斩获两个国家“863”、两个国家“973”课题以及广东省科委的重大项目，又相继获得国家重点试验自主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

在课题研究中，他将基因药物与蛋白质药物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基因治疗药物存在两个明显的优势：基因治疗药物在体内持续作用时间长，可以大大减少用药次数；基因治疗药物在宿主细胞内活性产物的稳定性、生物活性和生物利用度等方面均优于原核／酵母表达的蛋白质药物。

针对基因治疗载体免疫原性高、缺乏靶向性等瓶颈问题，他研制出一种低免疫原性载体和3种靶向性转基因载体。这些研究为基因治疗的优越性提供了具体的实验证据，阐明了开发基因治疗药物的必要性，解决了基因治疗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基因治疗的研究和基因药物转化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先后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科研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黄文林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回国时的雄心壮志——做中国自己的抗肿瘤新药。

在回国初期，黄文林就将自己留美期间的科研技术申请了专利，专利于2004年成功获批。2010年“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的重组病毒”又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

黄文林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发明专利国家金奖

虽然申请了专利，但是距离技术的实际投产应用还有很长的路程。为了将成果更好地转化应用，黄文林于2001年再度踏上了创业之路。

他在广州市留学人员项目启动资金支持下，成立了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简称“达博公司”），旨在提高肿瘤病患的生存率及生存质量，努力让肿瘤患者享受21世纪新技术带来的治疗成果。

达博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与国内外行业专家及院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以黄文林为首席科学家的技术研发团队，团队核心成员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及海外工作经验。

公司总经理周晓鸿博士，曾任职美国联合生物制药副总裁、QS制药总监、Aveva药物释放公司副总监，并在强生、诺华等公司有多年研发经验。她熟悉多种剂型的新药与仿制药研发，熟悉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规，具有FDA与EU（欧盟）现场核查经验，曾领导研发多种剂型新药，经历过药品从研发到上市的全周期。

公司副总经理田烁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与免疫。她曾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自体吞噬》（Autophagy）、《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等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主要负责领导多项生物大分子，以及免疫细胞产品的药学研究、临床试验申报。

研发副总监翟留涛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在世界上首次解析出酵母端粒酶高分辨率的晶体结构，为以端粒酶为靶点的抗癌药物筛选提供了结构基础。他在《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生物化学杂志》（Biochemical Journal）、《美国生物学期刊》（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BBRCB）等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SCI论文，主要负责生物工业酶及大分子蛋白质药物的研发及生产。

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健傅士，曾在美国怀斯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工作，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任职20余年。他主要从事有关肿瘤发生发展分子机制、靶向性治疗和肿瘤药物评价的科研工作，现在主要负责溶瘤病毒药物的研发工作。

在黄文林的领导下，公司团队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建立起国际领先的基因药物开发平台，依托单位建立了两个抗肿瘤药物研发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基因治疗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共3个实验室平台，相继建立了5个新药研发功能平台，包括基因治疗药物工业化生产及质控平台、细胞生物治疗研发及应用平台、肿瘤疫苗及特异性免疫治疗产品平台、抗肿瘤先导大分子候选药物的构建平台及药效学平台。

公司掌握的尖端核心技术具备了持续开发新药的能力。经过多年创新发展，形成了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E10A）注射液、重组人γ干扰素腺病毒（E10B）注射液、自体自然杀伤细胞注射液（E10H）、细胞治疗项目、生物制药关键原材料五大可持续性发展的产品管线。

其中，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E10A）注射液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临床Ⅲ期试验的基因治疗药物。团队自主创新研发的第二款腺病毒载体类抗肿瘤药物重组人γ干扰素腺病毒（E10B）注射液也于2021年5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入Ⅰ期临床试验。2021年11月23日，自体自然杀伤细胞注射液（E10H）申请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作为全新治疗用生物制品，按照注册分类1类申报Ⅰ期临床试验。

从2001年创立到2022年，达博公司已走过21年。二十年风雨，举步维艰图大业；二十年沧桑，妙手回春创辉煌；二十年信念，坚定不移守本心。

在这些奋进发展的年头里，黄文林带领公司跨越了一个个关键节点，建成了1万平方米符合欧盟及美国、中国药监标准的“良好生产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及研发平台，完成了亿元B轮融资，与广州智睿达成AI小分子筛选平台战略合作，并购广东泰禾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经过探索、积累、增长3个阶段，达博已向成熟期迈进。

为了向市场提供高效低毒的抗癌药物，为了将公司发展成为我国具有强大研发竞争力的综合性生物医药公司，为了解决癌症患者的痛苦，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了能让人人都能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价值，促进健康、爱和责任，黄文林带领着达博团队全力以赴，为人类的健康带来不断的希望。

练定力

甘做抗瘤药物研发“扫地僧”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药研发的困难需要中国制药行业在各个层面的进步和成熟，只有整个民族对此形成基本的共识，才能提升新药转化的能力和水平。

“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可以在人体内外持续高效表达人内皮抑素，能显著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对头颈部恶性肿瘤，比如鼻咽癌、头颈鳞癌、腮腺癌以及其他实体肿瘤具有良好的疗效。

“目前，药物试验的临床Ⅲ期正在进行中。而之前临床Ⅱ期结果显示，这种肿瘤靶向药物对于移植实体肿瘤效果明显且没有毒副作用，对比组最长者生存期可延长3年，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而它最大的优势还是成本低。外国的基因药物，一个疗程要十多万元，而这款新药只要几万元，只有外国的一半，甚至1/3。”黄文林介绍道。

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的发现引起《科学》杂志的关注，将其列为中国基因治疗的代表性成果。未来这款新药上市，将成为国内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黄文林一开始想将此药物向其他实体肿瘤，如乳腺癌、肝癌、肠癌拓展。

“只要不是血癌，都可以应用。”黄文林如此说道。但是药品研发的成本超越常人想象。每一款新药在临床阶段必须选300多名临床受试者，每一名受试病例的花费都要十多万元。

“病例都是严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失败，没有其他治疗手段的，才能进入我们的新药临床试验，还有独立的第三方全程监控，做质量监控。这样算下来，就要花费5000万元。如果再将药物试验拓展到乳腺癌、肝癌、肠癌，那花费可能是几亿元，成本太高了。”这句话道出了目前限制新药研发的一个痛点。

为研制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黄文林从美国带回国的500万元很快花完，没资金建厂房、买设备，他只好东借西借。2007年春节，就连员工的工资都难以下发，他咬牙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卖了。

“现在已投入8000多万元，除了获得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支持外，大部分都靠自己四处‘化缘’。”他坦言道。可想而知当时的辛酸苦辣。

团队合影

目前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Ⅲ期临床试验已接近完成，虽资金紧缺，仍在按计划有序进行。黄文林谈到，近些年来，我国对新药研发高度重视；新药研发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希望政府能大力支持制药企业。

除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之外，黄文林认为，药品审查周期长也是目前新药研发困局的一个因素。“比如我的新药从Ⅰ期到Ⅱ期花了4年时间，时间漫长，要凭毅力坚持下来。”

“从0到1的原创研发往往需要很大勇气和毅力坚持，希望我国的药品审批制度能够继续改革，提升我国创新抗肿瘤药物的竞争力。否则，抗肿瘤药物庞大的市场都将被外国药企占据。”黄文林担忧地说道。

黄文林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药研发的困难需要中国制药行业在各个层面的进步和成熟，包括政策引导，企业自身研发实力的提高，监管机构制度的完善，资本市场对新药研发长周期、高风险的真正理解和长期支持，对老百姓的普及教育等。只有整个民族对此形成基本的共识，才能提升新药转化的能力和水平。

遇到困难打退堂鼓不是黄文林的做事风格。千万次迎难而上，他已经具备了一种定力。做转化不能急于求成，何不精益求精把手中的事情做到更好，将学识水平提高到更高层次，积极与国内外专家沟通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充分掌握各种信息，用充分的自信和实力，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早已看淡荣誉的黄文林甘愿做新型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扫地僧”，默默做好眼前事，为迎接更大的挑战积蓄力量。虽然新药研发前路坎坷，但他始终坚信，国产肿瘤药总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未来。

黄文林心怀改善人类健康的远大理想，他坚信，手握前沿生物科技的成果利器，哪怕未来之路充满了未知和荆棘，他依然能不改初心，勇往直前。

（来源：《科学中国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