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成长、从求学到工作，邵韦平的人生记忆穿梭于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之间，他常常说，自己与这两座城市颇有渊源。悠长而珍贵的成长时光，让不同的城市氛围浸润了邵韦平的审美视野，他的设计总能巧妙地糅合多种矛盾的气质，在他看来，建筑设计是在应对现实城市的矛盾和冲突中发现机会，找到最有价值的创意，探索空间的更多可能。

在他与同事们的笔下，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盛装迎客，年吞吐量超过1亿人次的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拔地而起，位于朝阳公园南路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和位于CBD地区的北京中信大厦正成为熠熠发光的“新地标”……邵韦平希望建筑以完整的、有内在张力的形象存在，并持久地释放力量，为了这个梦想，他已经努力了39年。

见证荣光：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父亲投身航空航天工程，母亲醉心于医学研究，邵韦平出生于一个标准的工科家庭。来自家庭的熏染，让他自幼便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力与美。在成长的过程中，邵韦平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偏爱：“学生时期，我有个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就是美术设计。那时我总爱自己画些设计图稿。从小学起，我就经常参加美术班或者创作小组，就此打下了美术基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他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时，讲究创作、重视对视觉艺术的刻画，同时充分重视力学、结构等内容，横跨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的建筑设计专业，成了邵韦平的不二之选。下定决心，接下来他填报的高考志愿，都精准地锚定了各家著名学府的建筑系。对于入学建筑系，邵韦平说：“当时的我想法就是，志在必得。”这份笃定，最终让邵韦平如愿地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当年的新生。

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有着深刻的多文化交融的教学背景，具体到建筑设计这一专业，其表现形式就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思想相对开放，规避了一些教条的限制，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也更鼓励创新。邵韦平回忆：“当时同济建筑系既有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专家，又有受过德国教育、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教授，还有一些从美国、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可以说是各种学派都有，他们也带来了多种多样的设计风格。”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环境深深影响了邵韦平，包容、创新的设计理念也就此深植于邵韦平心中。

上海的学习生活赋予了邵韦平瑰丽的想象，本科毕业后，他再次回到满蕴成长记忆的城市——北京，并在这里开启了让想象落地的过程。1984年，邵韦平进入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建院”）工作。彼时，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然开启。与全国上下思维活跃、经济大步发展同时，北京的城市建设也开始进入“快车道”，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建院承担起众多民生类型建筑的设计工作，这些突击项目给了年轻的邵韦平沉淀学习、大展身手的机会。1990年，年轻的邵韦平参与到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主要场馆群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设计建造过程中。这番相遇，开启了邵韦平与奥林匹克的不解之缘。

时间荏苒，国人的体育梦从未冷却。2001年，北京终于成功获得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举办权，相关场馆及配套设施的建设随即开启，“开”进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地铁8号线车站，也随之纳入了整体的设计规划中。已经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的邵韦平开始思考：如何让地铁车站更有活力，同时保证商业设施的安全性和车站使用的舒适性？开辟一个下沉空间，用来应对这样巨大的地下设施和车站功能需要的想法，就此诞生于他的心中。

邵韦平介绍，这个下沉花园不仅要服务于技术需求，更要蕴含传统文化的意向表达。在全面接手这一项目后，他从北京的城市特色和传统建筑中获取灵感，以“开放的紫禁城”的概念打破北方宅院原有的封闭结构，构建了色彩、空间构型都极具地方特色而又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城市公园。自由布局的红色元素、有趣且具有文化意蕴的院落名称、适当加入的传统语素，让奥林匹克公园下沉花园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化设施，也让其在奥林匹克项目开源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邵韦平看来，从亚运会到奥运会，这些冠以“奥林匹克”之名的建筑，不仅服务于相关的赛事集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民集体记忆和情感的载体。他能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亲身参与到承载国人梦想的重大运动项目的建设中，见证荣光、“创造记忆”，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2022年北京冬奥会到来之际，在紧邻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奥体南区，由邵韦平负责设计的冬奥会运动员村再次与奥林匹克“会面”。邵韦平坦言，这种超国家、超文化、超地域的交流对话形式，对他的建筑生涯影响颇深。邵韦平关于建筑的诸多创想，也在实践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步鲜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建设就是其中的有力例证。

冬奥村

打破惯例：

汇聚和发散的力量

2003年，邵韦平与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展开合作，共同设计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关于这座规模超大、功能复杂的航站楼的设计，邵韦平将其称之为“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据邵韦平介绍，T3航站楼是中国机场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的存在，中国拥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枢纽机场。在此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多数时间扮演的是终端机场的角色。所谓终端机场，即国际旅客一般不会选择北京作为中转地，而将其作为目的地。如有进一步中转的需求，多数会选择东京、香港等城市，而这一历史在T3航站楼建成以后正式终结。自此，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空吞吐量大大提升，国际标准的枢纽机场功能得以实现，“在这里，国际换乘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国内换乘只要6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大大提升了中国航空的处理能力，也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除此之外，T3航站楼的设计过程还包含了另外一个“第一次”——第一次突破了对传统机场功能的认知。据了解，在T3航站楼之前，机场往往是以功能性为主，乘客、机场、飞机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往往是互相“看不到”的。而T3航站楼彻底改变了这种模式，更加强调体验感：“人在机场里面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前方目标，也能看到机场的状态和飞机的运行。这种设计会为出行者营造愉悦的视觉感受，当然这也能改善航站楼由于规模过大带来的一些步行压力。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邵韦平解释道。

在细节层面，T3航站楼也有其闪光之处：设计团队使用大量的清水混凝土结构，取消了吊顶，直接用结构的构建作为装饰的材料来处理。通过对介入结构的形态控制和定制化幕墙的设计，综合考虑安全和美学因素，从而用比较小的高度资源提供了完整功能，进而充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还可以带来一种极有亲和力的感受，让人很容易地融入建筑里面去，给予穿行其中的乘客“觉得建筑与自己很亲近，而不是一个完全没关系的状态”之体验。

在合作的过程中，邵韦平将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称为“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邵韦平说：“他们对于设计的整体感觉很强，整个设计的控制是非常入微的，对建筑空间和使用者感受的深层次引导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这让邵韦平感到收获颇丰，甚至对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有很大触动，引发了他对于建筑师职业的思考。

通过这次合作，邵韦平越来越体会到建筑师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专业，就像乐队的指挥一样，作为建筑师，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控制好、协调好。建筑师要做的不仅是“形式”，更要充分重视组织协调工作，要把所有人组织好才能最终呈现出一个好的作品。设计的质量，最终是基于设计师的艺术科研意识的。

对于邵韦平而言，在完成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项目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奋斗方向，这是更为重要的收获。就此，邵韦平踏上了全新的征程，一个新的目标在他心中逐渐成形——不止要服务于功能，更要通过技术和创意，构建兼具形态与技术之美的建筑。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让世界看见中国”。

T3航站楼内景

凤凰于飞：

“数字”让建筑发光

经过学习、实践和沉淀，邵韦平从建筑设计行业的“小学徒”一步步成长起来，逐步成为国内知名的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而中国新时代地标设计中几乎难以见到中国人身影的情况让邵韦平暗下决心，一定要由中国本土设计师，设计建造一座代表现代中国的建筑。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邵韦平踏出了原创与融合的第一步——坐落于北京朝阳公园，被称为“明天的建筑”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就此诞生。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外形借鉴了数学中著名的“莫比乌斯环”，旨在传递有界无边、无限循环的空间概念，这一造型及其内部含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理念有极好的契合。加之建筑中的中庭设计、既围合又留有开放的部分以及与周围环境的融合，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转化”“天人合一”观念。

然而从一个设计想法落实为可建造的实施方案并不容易。为此，邵韦平带领团队，率先在行业内进行了建筑设计与数字领域的跨界探索，开展了大量建筑数字营造的研究与实践，并提出“建筑数字营造技术”理论。落实到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建造过程中，邵韦平团队选择了三维信息模型技术和参数化手段支持建筑设计，区别于以往的设计与建造模式，其更加强调与工业化的结合，通过人机互动形成的智慧叠加，提升设计者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整合能力，替代不确定的现场人工建造弊端，实现高精度的加工和建造。邵韦平介绍，数字营造能够为设计者提供一种基于建构目的、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让设计创造更加贴近技术的实现性，从而创造出建筑的完整性、精确性与高完成度。

针对几何规则的精确控制这一薄弱环节，邵韦平建立了一整套由二维发展至三维的几何控制体系，借助数字营造提升设计的创造性、建造的精确性和运维的科学性，使得建筑业生产方式得到升级，高效率、高精度、高质量地完成建筑物的建造，并充分减少浪费。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外幕墙即是国内首次成功的复杂非标准全数字营造实践，其开启了进一步通过算法进行自动设计的途径——生成式设计，3180块幕墙单元、数百万量级幕墙构件，均基于数字算法和数控加工完成。通过数字营造，工程总体节省成本约8000万元，并大大节省了宝贵的建造工期。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项目启动于2008年，于2014年正式建成。基于其独特的美学水准和卓越的技术水平，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一举拿下2014年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14年最佳BIM建筑设计奖、2014年公共建筑类金奖、2015年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奖、2016工程建设行业全球卓越奖等多项重要建筑奖项，国际著名建筑期刊美国《建筑师》杂志专篇论文中曾评价凤凰中心：“证明了中国建筑师登上国际舞台”“发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模式转变的信号”“意味着现代建筑创新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中国人手中”。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被评价为“一座技术和美学高度融合的建筑”，在数字建造方面表现尤其突出。可以说，这个项目在推动中国建筑工业化和数字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模式，而它的建成也说明了‘此路可行’。即使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它，这个建筑仍然是很具有前沿性的。”邵韦平不无骄傲地说，“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说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是‘梦里的成品’，这对我们的技术和理论创新是一个极大的肯定。”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匠心不改：

探索建筑的更多可能

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的当下，基于大量复杂工程经历和数字技术应用经验，邵韦平创造性地独立提出了“基于高性能目标的整体设计方法”和“建筑数字营造技术研发应用”。据了解，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是后者的成功示例，2018年建成的北京中信大厦即是“基于高性能目标的整体设计方法”的重大实践成果。

所谓“基于高性能目标的整体设计方法”，即以基于复杂性理论的系统科学为基础，将建筑视为一个由不同子系统构成的动态系统——各子系统既有相对独立性和边界，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建筑的高品质来自整体性能的出色表现，包括环境适应性、使用者感受、结构体系、运行能耗等多方面指标，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既包括单体尺度也包括城市尺度。每项建筑设计需要将建筑的整体性能作为终极目标，根据自身特点制订系统框架，并由各专业设计师具体负责各子系统的设计与研究。不同专业的设计师不仅要深入研究各自负责的子系统，还要超越专业局限和学科边界，以建筑整体性能为目标，从项目策化到建造实现全过程的多专业协同。其突出的创新点在于，这一理论体现了一种协作的、跨学科的设计方法，对建筑行业长期存在的非理性、条块分割的工作范式具有革命性改变，为项目的技术控制、运行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对于实现建筑工程的高质量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CBD）核心区Z15地块，别称“中国尊”的北京中信大厦，是高度达到528米的超高层建筑，也是北京未来的新地标、新高度。面对这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的项目，“差之毫厘”都会“谬以千里”，碎片化、低效和粗放等建筑业存在的质量问题需要一一剔除。显然，依赖主观判断和机械地满足规范的传统设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一项目的需求，故此，邵韦平在该项目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充分践行了其一直以来推崇的“一体化理念”——“在这个建筑中，我们为它打造了一整套完整的设计逻辑，包括结构、表皮和装修，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在我们以往的设计中是没有的。”

北京中信大厦的建造过程，面临巨大的工程技术难题、建设成本压力、多团队工程配合等众多挑战，“基于高性能目标的建筑整体设计方法”成为邵韦平全面统筹工程设计的理论基础。他在设计中跨越了多项学科边界，如消防、垂直运输等系统，采用了多项永久和临时结合技术创新，确保了建造过程的安全和高效，这一科学设计也成功助力北京中信大厦成为超高层史上建设周期最短的500米以上建筑工程，相对于现存同高度范围超高层的8至10年的工期，北京中信大厦仅用5年零5个月建成，产生巨大效益，同时获得业内专家的高度肯定。构建子系统达数百项的清晰的多级建筑系统框架，也为之后的设计、建造和运维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顾邵韦平的设计之路，他笑称：“中国近30年来，各个时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我几乎都参与了。”

——以北京奥林匹克下沉花园、北京2022年冬奥村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建筑；以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CBD核心区地下公共空间工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规模超大和功能复杂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北京中信大厦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建筑……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2021年建党100年之际，由邵韦平亲自设计的，“庄重肃穆，具有殿堂般的仪式感；与时俱进，别具一格，与已有展馆相比让人眼睛一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也于2021年5月竣工。

一路走来，邵韦平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发展的真实亲历者，更成为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推动者。在他看来，设计的灵魂永远是以人为本，设计和建筑都是为人服务的。而建筑师的任务，就是充分考虑人的感受，重视细节，充分运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理论技术成果，用更合理的造价，为业主和建筑影响的全体人群创造更好的感受、更方便的条件。“一切的出发点是基于人需求的高质量的建筑环境，这个初心是不会变的。这是我们的设计导向，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邵韦平说。

邵韦平

（科学中国人杂志：蔡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