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厚度与高度——学习阳明心学体会及主体教育心得

引子

近期，我有幸参加了阳明心学的研学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启发。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心即理”，就是理由心发，以自我的生成能力和生成系统，在不同的场景中发出不同的理；“知行合一”是要实现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统一；“致良知”是从良知而行克服恶念，把道德本体落实于实践。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集大成者，它强调了人的思想意识对外部事物的能动作用，追求的是至圣之道，认为人的修身养性由内而外，从良知出发，通过修身立德与知行合一，“人人皆可为尧舜”。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它强调的党性修养，与阳明心学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发展，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融合。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国家高端智库的研究人员，应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精髓，来解释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进行“第二个结合”的意义所在。我通过这次对阳明心学的反复研读，加之自己多年来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热爱和“参悟”，结合平时所见所思所想，主要体会如下：

一、开发生命，胸怀天下

阳明心学是“心体上用功”，突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强调“我”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注重人心、不忘初心、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等重大课题和重要命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阳明心学，“身之主宰便是心”“知行合一”“事上磨”等，形成关于“人心”与“初心”、“党性”与“心性”、“大我”与“无我”的系列重要论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引领党员、干部从“心”出发把握“国之大者”。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一个切入点。我们要懂得这层意思，主动开发自己的文化生命，悲天悯人，胸怀天下。

那么我们做科研需用什么样的“心”？古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今有“我最大的心愿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的“心”。1989年，黄令仪受邀参加美国的国际芯片展览会，偌大的会场里她跑遍了所有展台却没能发现一家中国企业，她当晚在日记中写道“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她还公开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匍匐在地，擦净祖国身上的耻辱！”黄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1年，65岁已进入退休生活的黄令仪面对中科院向全国发出打造中国芯的“集结令”，毅然选择加入“龙芯”研发团队，并担当起了项目负责人的重任。2002年，我国首款通用CPU“龙芯1号”研制成功，打破了国产计算机无芯可用的历史；2018年，在黄老师82岁高龄之际，“龙芯3号”研制成功，应用到国防、交通、民生等各个领域，中国高铁复兴号实现百分百国产化，至此，我国彻底摆脱了对“洋心脏”的依赖；“歼20”战斗机上的相控阵雷达和北斗卫星都装上了中国芯，每年为国家省下至少2万亿元的“芯”资，彻底瓦解了外国势力靠芯片卡中国脖子的阴谋。

当前，面对美国故技重施，对中国芯片及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5G 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的封锁，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应该做什么？同时，面对美国对华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阴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又该做什么？王阳明小时候就问自己的老师何谓天下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唯读书登第尔。”王阳明却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尔。”可见，阳明先生从小就认为“读书学圣贤”比“读书登第”重要，其胸怀天下可见倪端。从这个道理出发，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更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和“匍匐在地擦净祖国身上的耻辱”的情怀，不能囿于个人的一己之私而忘了社会福祉。我们要从文化教养做起，开发自己的生命价值，提高生命成色，在内在品质上下功夫，培养自己宽阔的心胸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立意高远，胸怀天下。

二、此心光明，完人于事

阳明心学主要是继承了《大学》和《孟子》思想。王阳明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早期以“诚意”为本，后又转向了“致知”。王阳明认为，《大学》的“致知”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从而把“致知”发展为“致良知”的心学：训“格”为正，训“物”为事，把“格物”变成“格心之不正”。在此意义下，原“格物”的认识功能转变为纠正和克服非道德的意识。为了更好地理解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这里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孟子的“性善论”。大概可将其概括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思是：如果一个人顺着生命开发，“则可以为善矣”；而“若夫为不善”，并非其本性就有的过错，而是缺乏文化教养所致。孟子还举例证明其“性善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类的善心是随时可以发出来的，要做一个有德者是那么样的亲切自然，不需要外求，“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一个人是否有德不是靠辩论来的，也不是谁来设定和逼迫的，而是顺着真情而发。他告诉世人要返回自己的内心去体贴证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种自诚而明的内心触动，孟子称之为“端”，是我们道德本性的“发现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四端之心”，源于我们的生命深处，是人本所具足的“性”。对于做了坏事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内心也不觉得痛苦的人，孟子说这种人“非人也，是禽兽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辱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为加深理解，我本人从做学问乃至做人做事上去理解这个建立在“人之本性”理论基础上的“致良知”原理。

如切如磋，求得高阶学问。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能体现我们的教养（修养）。而要有教养就得有所教、不断的受教。而受教是不可以随便的，就像吃饭，要吃一些有营养的、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圣贤之教是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因此求教就是读圣贤书，聆听圣人教导，让圣贤之书成为心灵的营养。而若读一般的书，人生就没有智慧去行仁德，人格就无法圆满。所以我们要随时有学习圣贤追求光明的动力，随时反省，随时跳出自己，一层一层地提升，到最后就有可能到达最高点。王阳明临终前对自己“盖棺定论”地总结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有内省的光，活的充实圆满。内心有光的人就是内心强大；相反，心灵没有力量的人，往往就会盯着别人、坏别人的事，我们称之为“坏人”。坏人们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是坏的。在东方文化视域下的解释是，这些人缺乏文化教养，所以认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坏。对此，西方心理学也有解释，是一种社会认知的偏差（Social cognitive bias）所致。坏人总想寻求一种方式去把他们做的坏事合理化，这样做起坏事来就自然，心理也舒坦。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将人格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位于人格的最低层，是人先天所自带的欲望本体；自我是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面，起着调节本我与超我的桥梁作用；超我处于人格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它抑制本我冲动。坏人的人格一般处于本我阶段，缺乏道德约束，直接展示自己的欲望。他们遵循最原始的快乐原则，看不见其他人的存在，更不要说去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苏格拉底说“无知即罪恶”，同东方“没有文化的无知小人”是一个意思。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小人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即他们的心灵没有成长，对做人的认知有偏差。他们都是遮蔽了内省的光，挡住了通向光明的路。因此，我们要以阳明心学的“格心之不正”来纠正认知的偏差，提高与人相处的共享系数，减少内耗。譬如当领导的要有胸怀和格局，切不可自以为是，自己发光了，就不让别人点灯；同事们之间，不要为了利益去诋毁别人；大家思想不一定要统一，思想多元反而是好事，如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则是同而不和。从小人使坏的结果看，一般都是“损人不利己”的，只会消耗团队生产力。因此，让我们在祖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求得高阶学问，“以文化人”，良知之所在便为心中之所向；要能受的住世间的艰难，在现实看到污染的事情也不要生气和急躁，即便身处泥泞，也要笑看满山花开。

如琢如磨，在做事中成己成人。王阳明认为，做事最能磨练一个人的心性，“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心智磨练好了，事情自然水到渠成。因此，我们要在工作中进德修业，日有所悟，与日俱新，追求“完人”之路。“完人”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人”，见于《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问怎样才是完人，孔子道：“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才干，就可以说是完人了。”接着又说道：“现在的成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到该得不该得，即便危险还肯付出生命，经过长久的困顿还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成人了。”可见，这里的“成人”并非现在“成年人”所指的身体上的成熟，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成熟，指的是重视仁义并以其巩固自己的内心，这是儒家教育的理想，培养完人。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也并不见得是什么伟大的事，把心灵打开来，随时可见，随处可做。我们的感受力要灵敏、心灵要柔软，要随时有所感，随时有所不忍和不安。这类的“不安”并非烦恼之意，而是一个仁心仁义的、活泼活跃的、随时都有一种被震荡的感觉；是一种好奇之心、一种让世界更加美好的期待；是一个生机蓬勃的生命和充满永不止息的力量。如果自己心意够诚，主观上就不受祸患干扰，久而久之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实现自己主观的转化，接下去产生客观的转化，进而起到改变或影响环境的作用。这样看来，做人是简单而前途远大而光明的，要坚信做一个有良知的君子。有人说做个君子会被人欺负怎么办？儒学教育家王财贵先生说，你怕被人欺负，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大方的人怎么怕被欺负呢？他打了个比喻：有一瓶水，你滴下一滴墨汁，这瓶水就不能喝了；若有一个池塘，你滴一滴墨汁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妨碍；若是一个大海，就是用一车的墨水倒下去，也不会对它有任何影响。孔子被欺负了吗？是的，他受到过各种非难和指责，但两千多年来他一直活在人类的生命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他又回来了，仍是万世景仰的圣人；孟子也回来了！王阳明也回来了！让我们迎接他们，从良知而行，做一个追求“完人”的人。

三、守正创新，成章乃达

当前，弥补我们思想中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缺失刻不容缓，我们要抓住主题教育的大好时机，着眼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守正创新，悟中国式现代化之道，努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水想要流的远，必须要填满途中的坑坑洼洼，君子想要达成“道”，也必须要“成章”。 “章”，“乐竟为一章”（《说文》），一段乐曲终结算是一章。阳明思想来自于儒家而又非单纯的儒家，它汲取了儒释道精华，开出了一支独秀的阳明心学，为中华民族种下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种子，为后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埋下伏笔。王阳明没有在他的学说中揭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传入中国；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世界的本原是“大道”，先哲们已经讨论过了。王阳明所关注的是怎么成为圣人。圣人之道，在于百姓日用，为社会解决问题，关注的问题是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因此不能拿唯物或唯心这两个范畴来硬性的规定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阳明心学是对生活具体的指导，属于人生哲学，属于社会哲学，而不是去谈空泛的宇宙大道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阳明心学继承的是理学的体系，而理学又认为物质由气和理组成的，因此说阳明心学也是唯物的。

“朝闻道，夕死可矣”。千百年来，这句话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已有为正义事业而死的真理。革命先辈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能活学活用，那是因为圣人之道已经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种文化氛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拥有了顶级的智慧，他们能够很快接受真理。这句话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自80年代引进西方教材以来，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都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仍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当前我们最大的短板。党中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把阳明心学归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活学活用，这本就是解构西方话语体系最根本的话语基础。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中所强调的“民胞物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从对个体自我的关怀升华到了大爱天下的更高境界，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当前，我们的社会科研工作，应结合时代精神对阳明心学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打造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话语体系。

结语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有德者的作用就像风，一个无德者的作用就像草。孔子的这个“君子”之意是道德意义，不一定是在位者，即每个人都可以做君子，以道德实践来改善社会环境。整个中华民族就以德性为标准，不以地位为标准，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同理，世界文明之所以可以发展至今，不正是因为其有优胜劣汰的发展机制吗？传统时代的糟粕文明已经消失得毫无踪迹，绵延不绝的终归是那些人类优秀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要孜孜以求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时刻学习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进德修业中戒掉狭隘、浅陋与任性，从容地舒展自己的生命。从良知而行，守光明之心，作千古文章，完美地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路径，在营造我院“格物致知，弘道养正”之学术气象中生产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作者简介］刘凌，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