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论文写在大熊猫栖息的青山绿水间 ——记成都师范学院张泽钧教授

加强物种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球面临第六次生物大绝灭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大熊猫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仅分布在我国的野生大熊猫由于种群数量小、栖息地破碎化严重等原因，仍面临着较高的灭绝风险。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用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他胸怀国家战略，以野生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为研究出发点，深入野外调查，创新研究方法，推动大熊猫保护生物学发展，促进野生大熊猫种群的精细化管理与小种群复壮，为我国大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泽钧教授（右一）在佛坪调查大熊猫采食后的巴山木竹

他就是成都师范学院大熊猫生态保护科研工作者张泽钧教授。

用脚步丈量大地的研究

“屈指数来，我从事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研究已快30年了。”张泽钧与大熊猫的“缘分”由来已久。这一“缘分”的由来还是自1996年开始师从我国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在硕士毕业后，张泽钧在西华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研究员）。其间，他不仅在职攻读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还于2005年前往美国San　Diego　CRES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如今，张泽钧还兼任“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及“栗子坪大熊猫生态与保护”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多年来，张泽钧坚持到野外开展大熊猫生态学研究，在大熊猫分布的山山水水间留下了他跋涉攀登的身影。

“大熊猫憨态可掬，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世界自然保护的象征。目前，野生大熊猫仅分布在我国中西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及凉山等6大隔离的山系中，种群数量小，栖息地破碎化严重。近10余年来，在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有所增长，栖息地面积亦有所增加。然而，野生大熊猫仍被分割在33个局域种群中，其中约2／3的局域种群面临较高的灭绝风险。”分析着我国大熊猫的现状，张泽钧深感责任重大，也更加坚定了以科技成果支撑大熊猫保护事业的信念。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在野生大熊猫生态学研究中，第一手数据资料的获得往往需要开展长期而又艰辛的野外工作。“野生大熊猫分布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地区，其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自不待言。做野生动物硏究、做自然保护研究，需要走进野外，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眼睛去观察现象，用心灵去阅读大自然这本无字天书。”张泽钧回想起来，当年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冰天雪地中露宿、在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内迷路险象丛生、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内被野生动物追赶等情景恍惚仍历历在目。“相比现在许多科研工作者单纯坐在室内做分析、写文章，走出去亲近自然更能开拓学术视野。”　张泽钧感叹道。

张泽钧教授在冬季开展野外调查

张泽钧教授（左一）和当地向导在野外工作

填补大熊猫生态学知识空白

“有志者事竟成”。张泽钧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依托当代各种宏、微观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在野生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系统阐明了大熊猫的生境需求特征，揭示了影响野生大熊猫种群发展的限制因子，推动了我国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当代野生大熊猫就地保护与种群精细化管理的科学基础。

“听闻您的创新成果在大熊猫生态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突破，填补了空白。”当我们对张泽钧的研究成果表示出极大兴趣时，张泽钧举例告诉我们：

◆　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野生大熊猫生境需求的特征，发现不同季节影响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生态因子各不相同，雌、雄大熊猫在生境利用上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模式，证实了大熊猫生境选择为空间尺度依赖的过程，基于边际值原理发现老笋密度是影响冬季大熊猫觅食斑块离开决定的关键因素，发现了大熊猫Where－What－When的完整生境利用模式。

◆　研究成果首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适宜产仔育幼洞穴的结构与微生境特征，揭示了食物资源（竹子）影响野生大熊猫个体生存、调节野生大熊猫种群动态的生态机制，并从繁殖资源（产仔育幼洞穴）与食物资源二维角度揭示了影响野生大熊猫种群发展的限制因子。在国内首次基于GPS可自动脱落颈圈技术，探讨了野生大熊猫的空间利用与活动模式。发现采伐将导致森林结构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乔木层和竹林层；采伐将导致大熊猫空间分布的改变及多度的降低，并进而影响大熊猫的觅食行为与空间利用；发现森林采伐对大熊猫空间分布的影响在坡度上存在41°阈值效应。

◆　首次基于痕迹出现概率证实大熊猫的出现为面积敏感物种，发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续存最小栖息地面积需求为114.7平方千米，为促进野生大熊猫种群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首次基于Vortex模型就圈养大熊猫放归对野生大熊猫种群复壮作用进行探讨，发现放归雌性个体较雄性个体对种群复壮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并就圈养大熊猫放归的时机、面临的挑战及影响放归成功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与综合，为国家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工程启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　基于大范围、长时间尺度数据分析发现从全国第三次到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期间，四川大熊猫分布平均海拔上升了近80m，揭示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在促进野生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恢复、有效抵御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发挥着积极影响。就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待放归圈养大熊猫“张想”与野生大熊猫行为与生态习性（食性、觅食对策、空间利用等）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态适应圈的选址与规划建设中。

张泽钧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50余项，包括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等，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出版著作（含教材）10部，其中主编（著）2部。张泽钧的研究发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多项研究成果被光明日报、科学网、光明网、凤凰网及Science　Now、Current　Biology、Science　Daily、Reuter、BBC、Washington　Post等海内外媒体、期刊评述或报道。其中，关于大熊猫对原始林偏好的研究成果被Nature在Research　Highlights栏目中进行专题报道，关于大熊猫种群续存最小栖息地面积需求的研究成果在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主页报道。为此，张泽钧入选了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及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018年，张泽钧以第一完成人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9年荣获“大熊猫科学研究和保护杰出贡献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被评为四川省大熊猫保护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2023年，张泽钧应邀担任CCTV“开讲啦”节目开讲嘉宾并为《人民日报》撰写专栏文章。

张泽钧教授（右二）带领学生参加野外调查

积极参加社会服务

“我是做大熊猫研究的。熊猫带给我许多，我能为熊猫做些什么呢？希望能促进熊猫这种可爱的生物在祖国大地上生生不息并与人类相伴相依吧。所以，我在研究中很重视成果的推广应用，希望能在这方面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朴实的话语中无一不彰显着张泽钧始终心怀国家责任感和科研使命感。

“咬节距离法”是全国大熊猫数量调查中最常采用的方法，然而野生大熊猫食性却存在区域与季节性变化，常常会因粪便内缺乏“咬节”而难以进行个体区分与数量统计。为此，张泽钧在博士研究期间专门就大熊猫粪便宽径与咬节平均长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项成果后来被应用于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为摸清当代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做出了突出贡献。张泽钧关于圈养大熊猫“张想”与野生大熊猫之间比较研究结果为放归适应圈的选址和设计等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相关成果已应用于“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大相岭大熊猫生态适应性放归基地”的建设。此外，张泽钧关于大熊猫生境需求等多项研究成果还被应用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编制中。

作为科研工作者，张泽钧还积极参加了全国第三次、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以及四川省第一次、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调查，是四川省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调查专家咨询组组长并组织了该次调查工作的开展。张泽钧与行业部门合作制订了《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技术规范》，促进了栗子坪、白河等自然保护区由省级成功晋升为国家级，并为西成高铁、成兰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广泛的科技咨询服务。

科技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站在科技最前沿，张泽钧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大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文／陈伟）

张泽钧教授与扭角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