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是孔子？
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孔子的学生子贡称颂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以下引文如无特别标明，均引自《论语》）他将孔子比作日月，认为孔子之贤，是常人难以逾越的。作为弟子，即便对老师有景仰之情，他对老师及其理论怀有的如此坚定的信念，也是令人惊叹的。约两百年后的孟子赞叹孔子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一千六百多年以后，南宋朱熹引用当时留在四川一间馆舍的联语赞叹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后世不断回响的对对孔子的崇高赞誉，也说明子贡也不愧孔子贤弟子的声名，他对孔子的感叹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后世的历代帝王都以他的思想治理天下，历代封建政府也对孔子不断进行封赠。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尊他为“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尊他为“至圣先师”。
尽管后世没有任何争议地都视其为儒家的创始人，但孔子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开创者；尽管中西方都曾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但儒家思想从来就不是，以后也不会是宗教；尽管孔子被尊为圣人，但孔子本来是，也一直是一位真实的普通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没有显赫功名的普通人，却能于平常之中见不凡，成就其生前身后名，施惠于千秋万代之后人。
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病逝。母亲颜徵在被逐出家门，带着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十七岁时，孔子母亲去世。十九岁娶宋国人亓官氏为妻，二十岁生子名孔鲤，字伯鱼。六十七岁时，妻子亓官氏去世。六十九岁时，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七十一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是老天要亡我了吧！”七十二岁时，孔子另一位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孔子哀痛不已，“哭子路于中庭”。（《礼记·檀弓上》）孔子享年七十三岁，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的己丑日去世。孔子儿时丧父，少年时丧母，老年时失妻丧子，弟子离世。常人的悲欢离合，孔子几乎一一尝遍。
孔子少时贫且贱，自谓“多能鄙事”。青年时从事儒者之业，以相礼为生。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年过五十，曾任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仅三年，就不得不弃官去鲁，偕弟子周游列国，不得志。十四年后才重新回到鲁国，修订六经终老。孔子胸怀匤世济民的远大理想，而一生却是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
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面对现实的无奈，他也曾发过牢骚：“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感叹：“莫我知也夫！”认为没有人能了解自己，时运不济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孔子不同于寻常之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会让沮丧的心境把控自己，而是能从现实的窘境中超脱。面对弟子子贡的疑问，夫子您为何这样说没有人能了解你啊，孔子答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人事，通达人情；上达天命，与天道合一。追求自我完善，达到自我完善，就能乐天知命。自然有荣枯，人生有顺逆。生活中出现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用抱怨老天不公，外界环境的不好，也不要责怪他人，将责任推卸给他人。
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境界不断提高。即使到了老年，生理机能在不可避免地下降，但精神层面仍然在不断攀越新的高峰。下学而上达，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是他既拥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又能摆脱受到它的羁绊，超脱普通人的关键之所在。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觉得不知怎么回答好，没答上，回来将这事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何不这样回答呢，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学有所得便很快乐，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子。”您看，这是不是很好地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能从“志于学”，一路攀升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同时这也是对孔子所说的上学而下达，如何去做的最好注脚啊。
践行下学而上达的孔子是个谦逊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习上进、反省自修的过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开放胸怀，兼容并包，择善而从，海纳百川，因此善于努力向上的人，应该都是谦逊的人。两小儿争辩太阳的远近，孔子不能决断。这个故事虽是作为道家的列御寇，写来用以讥笑儒家的，但“孔子不能决也”寥寥数字，却也勾勒了孔子不因对方是小儿就轻忽，踌躇思索的认真求知态度。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如何学习园艺，孔子对他不满意。不过，孔子也自认这些方面他不如老农，比不上老花匠。术业有专攻，儒家本来就不是教学如何种庄稼、养花弄草种菜的，但作为孔子贤弟子之一的樊迟还是直接问了，孔子也是如实回答了。这些说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一致，他们之间确实形成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谦虚踏实的学习氛围。人，尤其是有一定知识、经验的人，往往会囿于自己的眼界、见识的限制而不自知，在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下，非常容易养成骄傲自大的习气，再说谁不喜欢天天听着表扬称颂的话呢？不说是不同意见了，即便是不顺自己的心意，可能都会怒形于色了。与孔子同一时代的卫国大夫孔圉死后，卫国国君赐与他“文”的谥号。子贡可能是觉得他生前的行为配不上这个谥号，就问孔子说：“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称得上是“敏而好学”的人，他应该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向学问、地位等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学习，因此孔子认为他受得住“文”这个谥号。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太难了。如果不拿出儒家的“日三省”的精神，想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哪里会有什么可能呢？“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心里能记下所学的知识，毫无满足地不断地学习，能够不知道疲倦地教育帮助别人，对我而言，却又做到了哪一样呢？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这样反思自己。这真是越是做得好的人，越是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而那些天天挂在嘴边这也能做、那也可以的，或许啥也不是啊。孔子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凡尔赛，真正的虚怀若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孔子是个诚实守信的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诚信，讲求诚信，信守诚信。孔子认为诚信是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要能言行一致，行得正坐得稳，就是边远蛮荒之地也可以通行无阻。如果言行不一致，就是呆在本乡本土，足不出户，也难行得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诚信是社会得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之所在。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队强盛，国家有诚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三者能够完全具备，是理想状态，但实际可能是不理想的状态才是常态，因此子贡接着问，若是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之中可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队吧。子贡又问，要是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下的两项之中可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吧。人都会有一死。国家如果能取信于民，即使是赴汤蹈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就不能聚拢人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去食去兵，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粮食与军队。然而国家也好，个人也罢，总会遇上这样那样的困难，如粮食缺乏，经济状况不佳，军队条件有限，但如果上下一心，共担时艰，暂时的物质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反之，如果国家的诚信一旦丧失，那就是墙倒众人推，再强大的王朝都要土崩瓦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可谓没有什么足食、足兵的时候，但党坚持群众路线，时刻不忘取信于民，由弱到强，建立了新中国。孔子从诚信做人出发，引申到无信则无以立国的高度，是多么地有见地！
孔子鼓吹诚信，他与弟子也始终践行诚信。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南子要见孔子，孔子推辞不掉，只得去见了她。子路很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句话传统的解释是孔子说“我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否则老天都要讨厌我。”南怀谨认为可以解释为：“你们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我所否定的，我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不但人讨厌他，就是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便不需要与他来往。”（南怀瑾《论语别裁》）言下之意，南子虽人不好，但还不是这种十足的恶人，见一下也无妨。这两种解释虽有不同，但论语的这条记载反映了孔子师生之间坦诚相待的态度。在意见有分歧时，弟子不讳言自己的反对意见，老师也不回避问题，没有诚信为基础，是做不到这样的。这也大概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原因之所在。君子以诚为本，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无法统一观点的时候，可以做到求同存异，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小人的眼里只有私欲，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一定会同流合污，而不会坚持己见，也不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努力。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
孔子病重，子路让孔子的学生充当家臣准备料理丧事。等孔子的病好些了，知道这事后，批评子路说：“这种欺诈的事情由来很久啦，仲由这是欺诈啊！我没有家臣而冒充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况且我与其死在家臣手中，也宁可死在你们这些学生手中啊！而且我纵然没有那样隆重的葬礼来安葬，难道我会死在路上没人管吗？”子路出于对老师的敬重，为孔子私下设置了家臣。孔子知晓后，批评子路，认为他这是欺诈，是没能真正理解自己。类似的这种装门面的事虽然常见，但对于强调诚信的孔子而言，这既欺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在孔子看来，与其要这假扮的家臣来办丧事，不如实事求是，让自己的学生来给自己送葬更合适。
诚信就是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遮遮掩掩。按理说这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做到的生活工作态度，可是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很难做到呢？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又有七情六欲。能力有限度，就不可能什么都能干好；有七情六欲，在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别人的期望、职责要求时，难免有羞愧之心、逃避之意。只要稍微有点不敢面对的意思，撒谎就难以避免了。然而对于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精神的下学而上达的孔子来说，不断完善自己就是永生的追求，是生活方式。人无完人，因此不必讳言不足。人要不断提高自己，更需要不断反省自己，改正缺点，对自己狠点。掩耳盗铃的欺骗，不是他所想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连正视缺点的勇气都没有，靠弄虚作假来自欺欺人，那他就不会去想着什么下学而上达了。这样的人自然整天患得患失，稍不如意就怨天尤人了，因此，“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孔子是个温和的人。可是，孔子不是生来就是位让人感到和蔼可亲的长者。据史记记载，孔子头顶有点凹陷，身长九尺六寸。现代人研究认为孔子身高大概在1.97米到2.2米之间，放在现在也是高个，难怪当时有“长人”之称。司马迁对孔子相貌的描写还算平和，只是客观描述了孔子长相的两个特征。高个了的孔子如果相貌稍微出众些，相比常人肯定会更引人注目，但少有这方面的信息，可见孔子长相确属一般。《荀子·非相》里说：“仲尼长”；“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倛”是指古代术士驱鬼时所戴的形状可怕的面具。荀子的说法可就有点吓人了，孔子的相貌长得居然都能直接用来吓鬼。《非相》这篇文章，反对相面术，主张人不可貌相。在文章中，荀子罗列了不少古代贤人长相的不足，用来证明此观点，但孔子要不是真的是长得让人不敢恭维，荀子应该也不会堂而皇之地，把孔子描绘成这般令人惊怖吧。《论语·述而》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样看来，孔子长相威猛，厉、猛可谓是生来的本相，温、恭、安是通过后天的修养得来的第二相，是内在气质的自然流露。初次相见，第一眼观感，外在的长相影响很大，但相处时间长了，熟络了，本人长期修养形成的气质才是决定形象的主要因素。这也是荀子在《非相》篇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后天的修养胜于先天的长相。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现实生活的感受确如荀子所说，外在形象虽佳，心术不正之人，等到被人了解之后，自然令人生厌。这样的例子，自古以来从不鲜见。当今的网络语，所谓的“人设崩塌”，说的就是这样的例子。
孔子的相貌之所以令人好奇，除了因为他号称圣人，人们不免想看看这么有名的人，长得是个什么样子外，更重要的是从常读的《论语》中，我们感觉到的孔子好像就应该是温文尔雅、和颜悦色的邻居家老头。我们今天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没错的，当时人与孔子打交道，留下的也是这种印象。子禽问子贡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答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禽感到奇怪，孔子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很快熟悉当地的政事，他疑惑这是孔子向人打听得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知的呢？子贡解释说老师他温、良、恭、俭、让，只要他想知道的事，自然会知道。你要说他是打听的，那也行，但老师这样的打听，和其他人所想的打听是两回事。温、良、恭、俭、让，有这样品格的人，谁会不愿意和他交往呢？如何他想知道什么事，知道的人大概率也是会乐于告诉他吧。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一般认为“井有仁焉”中“仁”字，当作“人”。朱熹认为：“宰我信道不笃，而忧为仁之陷害，故有此问。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论语注疏》）按朱熹的解释，井中有人，当然是从井中救人，哪里有随着跳到井中的道理，这不是显而易见吗？大概宰我被孔子责备过“朽木不可雕”，还有点喜欢问难孔子，按照“仁”作“人”讲，宰我提这个问题虽然显得有点胡搅蛮缠，但包括朱熹在内的后人还是从不同角度对这段问答作了勉为其宜的解释。其实，这里的“仁”字按本字来解释，是可以说得通的。
宰我的问题有点类似洞穴奇案之类的极端性问题。孔子提倡求仁得仁，宰我就想假如“仁”在井中，跳到井中，可以得“仁”，那跳还是不跳？不跳，命保住了，那说好的“求仁得仁”呢；如果跳了，命都没了，那“仁”的追求有什么意义呢？《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个务实的人，面对弟子这样刁钻的提问，他从实际出发，认为君子可以到井边去，但不会跳入井内，自陷于危险之中；君子可能会被欺骗，但不能被迷惑，自我迷茫。求仁得仁，是一种价值选择，但不是愚蠢。
宰我在孔门弟子中的确有些调皮。儒家重视丧礼，尤其三年之丧，更是重中之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这次宰我又拿这三年之丧说事了。他认为丧期三年，时间太久了，也耽误事儿。君子若是守丧三年，这都会礼崩乐坏了，丧期改为一年就可以了。孔子劝说道丧期一年，你心安吗？宰我一点犹豫都不带，直接说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心安的，心安。孔子也没生气，说你要是觉得可以心安，你就这样去做吧。
要不是看到《论语》就是这样写的、《史记》就是这样说的，今人大多可能想不到宰我作为孔子贤弟子之一，在儒家这么重要的“仁”、“三年之丧”的问题上，一点都不敷衍老师的观点与本意，直接与老师杠上了。老师也没有声色俱厉地批评，强求学生，而是各自阐明自己的主张，结束。师生之间尚能如此，孔子与其他人之间相处更是可以想见了。由此可见，前文子贡回答子禽所问，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此言不虚啊。
小时候看《西游记》，觉得照妖镜很神奇。虽然内心知道那是假的，不会真有，但还是想，要是自己真有这么一样东西多好。年长以后，逐渐认识到那神话故事，不只是大人编造出来逗乐或哄小孩玩的，其实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折射，它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哲理，因此这些看似荒诞的神话才能成为经典。照妖镜现实就有，人人可得，但拥有了却并不是件多好的事，甚至好多人避之惟恐不及。这照妖镜就是名利。在这名利的照妖镜前，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各自本性将无所遁形，一览无余。你说，别人会乐意你用这镜子去照他吗？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夜半三更时，躲在无人处，也可能不一定愿意在这镜子里，多瞧上自己几眼。然而孔子这人不一般，他愿意有，照自己，照别人，更多的时候是用来照自己。
孔子不讳言富贵，认为积极追求富贵没有什么不对。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财富如果可以正当地求得，即使是去做给人执鞭开路的下等差事，他也愿意去做。现代社会里，各行各业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有些年轻人，可能拉不下脸面，宁愿游手好闲，也不愿去做做那些所谓的不够体面的事。孔子说这话时，可是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孔子明确表态，为了财富，他可以不顾惜等级身份的颜面。这求富之心，与我们芸芸众生相比，也不惶多让啊。
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孔子也从不掩饰其积极从仕之心。子贡将孔子比作美玉，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询问他对于出仕的态度。孔子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可见，他渴望能有机会施展才能的愿望是何等迫切啊。面对学生的试探，孔子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积极入世的态度。鲁国当政者季桓子家臣公山不狃与阳虎反叛季氏，叫人请孔子前往。子路不高兴，觉得这是叛臣相邀，劝阻孔子不应该去。孔子打算去，但终未成行。十几年后，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反叛，招请孔子，孔子又打算去，子路又同样劝阻。孔子感叹道：“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说自己不是匏瓜，匏瓜不需要什么，不用东奔西走，可以挂在那里就行，而人不行啊，必须四处奔波求食啊。
要是有机会，就积极去寻求富贵，这方面孔子也和常人一样，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孔子不会为了富贵，去打破、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金钱与地位，是人人都向往的。如果是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不义而富且贵”，那这样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是浮云。浮云在天上飘啊飘，是走东方还是到西方，是奇幻绚丽还是一抹微光，与走在这地上的普通人的你啊，有什么关系呢。贫与贱，是人们都避之不及的，但如果不是以正当的途径去摆脱它，君子宁愿守在贫贱里。追求富贵，人心皆同，但为什么孔子独能咬定手段的正当性不放松呢。这是因为下学而上达的孔子，孜孜以求，以仁为旨趣。仁与生活共生，与生命共存。不仁不义，就是放弃了生命。生命不存在，那时再多的富贵，不就是像那现在还活着的你当下看见的，抑或看不见的天上飘着的浮云。这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为什么别人都不堪其忧，而颜回却能不改其乐的原因。打个现代人好理解点的比方来说，这好比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了亏心事，那怕别人没发现，也没人计较他，他也可能这辈子都在内心责备自己。若是这样，假如人生可以重来，让他获得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是不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不做这亏心的事呢？对孔子来说，与其不义而富，违背自己的原则，不如安于贫贱，心安理得。正是如此，这名利的照妖镜孔子敢照，也要照，而别人却未必能。正是因为别人未必能，所以敢照的孔子，是不是注定了他要郁郁不得志一生了啊？
通达的孔子肯定能明了这一点，也坚定地作了这样的选择，因此在人生的困窘面前，他能微笑以对，云淡风轻。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犬。”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一次与弟子走散，被一位郑国人调侃，并讥笑他为“丧家之犬”。孔子想想，觉得这“丧家之犬”的比方，还的确是那么一回事，也不生气，欣然接受。其实，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也不为过。说孔子周游列国，这“周游”是文饰，实际上就是北漂找工作。这工作本来就不好找，偏偏孔子对要找的工作还有条条框框的要求，不肯迁就，这找工作经历的困苦那就可想而知了。其间，到陈国的路上，因被误会是曾欺负过匤人的阳虎，被匤人围了五天；离开陈国路过蒲邑，又被蒲人围住，还被逼着签了盟约；最严重的一次，是被围在了陈国与蔡国的边境线上，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但孔子还是“讲诵弦歌不衰”。这次，就是勇武的子路也受不了了，他满怀懊恼地向孔子吐槽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认为君子是会遭遇困穷的，但在面对困穷时，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君子在逆境中仍能把持自己，小人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孔子以亲身的实践践行了自己倡导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四处奔走，四处碰壁，穷困潦倒，好似丧家之犬，但他坚守信念，矢志不移，决不“穷斯滥矣”，为求个人之私利，营营苟苟，孔子不是“丧家之犬”。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下学而上达，身体力行。虽有极高深之上达，但却从触手可及之下学入手，扎根于日常的行事处世之中，动容之际。既可见于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细务，也于出处、去就、辞受、取舍之际见真章；既能切用于安身齐家之烟火，又可以至政事之设施，天下之安宁。孔子之学，彰显人性之良知，于平凡处见精神。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儒家之道，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从之，日有所获，但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人欲罢不能。司马迁感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不能至”，这是谦语。儒学，只要你向往，就可以学，虽不见其增，但必定日有所长。他进而赞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天不生仲尼，万古未必会长夜，但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世界伟人传第一篇·孔子》）诚哉，斯言！
（姚上怡，安徽桐城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趣谈》（项目编号：SKPJ2023014）系列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