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朝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中国古代的坛庙建筑类型中，除了天地鬼神及祖先崇拜外，便又增添了一类以纪念儒家先贤为目的建筑。之后，随着儒学的普及、科举制的诞生，与儒家学术相关的教育学府也应运而生。北京的国子监与孔庙即是这类建筑的典型代表。自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拉近与汉族士大夫与封建贵族的关系，袭历代旧典，按照“左庙右学”的传统规制，将孔庙与国子监毗邻而建。

北京孔庙规模宏伟，仅次于曲阜孔庙。孔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内供奉着孔子与四大弟子及十二位哲人的牌位。大殿内陈设着祭祀时的礼乐之器，正上方悬黎元洪手书的“洽道大同”牌匾。“洽道大同”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为颂扬儒学是人间正道之学，崇奉儒家学说成就大同世界。大殿外上悬康熙手书的“万世师表”牌匾。“万世师表”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使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意为孔夫子永远是人们的老师。其原本的位置应在殿内中心位置，后被黎匾取代，如今只得屈居殿外中心位置。除康熙帝外，大成殿内还悬挂着清代其他八位皇帝御笔题写的匾额，内容多系颂扬孔子之词。不难看出，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与儒家学术的尊崇，早已跳出了民族的界限。

与孔庙仅一墙之隔的国子监位于成贤街中央。作为我国古代教育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一直履行着元明清三朝的最高等教育使命，直到戊戌变法止。国子监里外遍种国槐树，国槐代表着“登槐鼎之任”，古代即视之为“公卿大夫之树”。一入国子监集贤门，最美的琉璃牌坊便映入眼帘。这座三间四柱七楼庑殿顶式琉璃牌坊是京城唯一一座不属于寺院的琉璃牌坊，它正面书有“圆槁教译”，阴面为“学海节观”，自乾隆时代建成起，它便一直在阳光的反射下熠熠生辉，发出瑰丽的五彩光华。穿过琉璃坊拱券，便是国子监最中心的建筑——辟雍。它是方型重檐攒尖顶殿宇，建于一座圆形水池中央，四面大门均可开启，有长廊环绕四周。辟雍的四面架有小桥与院落相连，整个建筑概念为天圆地方。乾隆帝当年在此讲学，国学生则身处水池之外俯手恭听，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国子监作为封建社会唯一一条普通民众进入仕途的道路，一直在平衡着天下文人与天下江山的关系，其作用必然是积极的、有极大贡献的。

这种对儒家思想的高度崇拜，离不开儒家礼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牢不可撼的统治地位。而“左庙右学”的孔庙与国子监也作为一种源于旧典却高于旧典的准宗教建筑，经历元、明、清三朝的繁荣鼎盛后，随着礼制社会的崩溃而渐渐成为历史的纪念物。

东岳泰山为五岳之尊，自古便被认为是离天神最近的地方。自古以来，东岳便是汉民族的图腾，有着“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后，历朝历代帝王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天神。东岳大帝也因此成为汉民族人们心中沟通天地的神圣使者。秦汉以降，东岳大帝除主宰人间生死福祸外，还渐渐演变成掌管阴间的神灵。

中国的地狱文化，皆遵循着佛道两教共尊的“生死轮回”与“因果报应”。对那些生前常行善举者，死后就升天界享清福；相反，对于那些整天做恶事者，死后必将下地狱受酷刑。这是封建社会里人们把阳世未能实现的惩恶扬善的理想转移到阴世去实现，正所谓“以人世政治加诸鬼神”。

而规模庞大的东岳七十六司就是东岳大帝设于地狱的办事机构。东岳大帝手下的这些“司”，即是按照各自分工，执行相关程序，以此来判定死者的善恶份量，然后采取相应措施，实现“生死轮回”与“因果报应”。

东岳七十六司中有如黄病司、促寿司、毒药司、索命司、积财司等，便是因世人对人生无常及社会不公而形成的。如生死司，是掌管世间万物生死权衡的，属于宏观调控部门。再如勾生死司、取人司，好比是法院和巡捕房，先决定生死，再负责索命。追取罪人照证司是侦缉机构，也就是在“取人”之前还要做些调查研究，以免造成误伤。还魂司是搞错了还要把人送回阳间，颇具忏悔意识和自省能力。而如速报司、见报司等，则更寄托了民间对社会现象或历史人物的见解，并将此影射到阴间的衙门里。如北宋的包拯以其秉公无私的个性在宋元时期被视为速报司神主，而明清时期则将抗金英雄岳飞请上速报司神主之位，因其含冤而死必能惩恶扬善、速报速决。再如见报司神主由南宋抗蒙英雄文天宋担任。

东岳七十六司不仅公平公正，而且严肃谨慎；既做到全面覆盖，又起到相互制约；最终形成各司间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所以说，东岳七十六司是完全将人间官府衙门理想化后设计而成的，是对阳间官府文化在阴间的镜像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