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岁,卷入逃难的历史洪流
“九一八,
九一八,
就在那悲惨的时候……”
与欢快的法文儿歌不同,这首中文歌,歌词曲调皆尽悲痛苍凉。初次听到它时,常沙娜正在回国的船上。
1936年,常书鸿回国。自从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实物,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璀璨使一度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常书鸿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
1937年,常书鸿的妻女也踏上回国的归途。
在海上,常沙娜听到了“九一八”,后来又从大人口中隐隐约约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北平,而北平突然沦陷了!
迫不得已,一家人选择在上海汇合。而此时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中国,大多数国土,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8月13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上海宝山路、八字桥等地发动进攻;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就在这座六朝古都,日本侵略者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在广袤的土地上,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逃难生活。那时才刚六周岁的常沙娜,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就已被卷入了逃难的历史洪流。
常沙娜讲述往事
随着国立艺专,常沙娜一家在南方各省走走停停,从上海、江西、湖南到贵州,奔波辗转大半个中国。
1939年2月4日,“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阳突然云开雾散,珍惜阳光的师生们都抓紧外出,常书鸿也有事出去了。常沙娜与母亲陈芝秀在住所餐厅吃饭时,外面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随后炸弹、燃烧弹呼啸而落。一声声巨响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黑了。轰炸停息时,一片浓烟,四处狼藉,血肉模糊的人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陈芝秀在恐惧中擅抖着将女儿带出废墟。
没有住所、一无所有,一家人与其他朋友住进了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从此常沙娜的母亲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之后又去了昆明、重庆,在凤凰山顶的一处房子里安了家。1941年,常沙娜的弟弟在嘉陵江边的医院出生,取名“常嘉陵”。
相比日军铁蹄蹂躏之下的其他地区,重庆还算相对安全。常沙娜上了当地的小学,还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常沙娜”用四川话读是“常沙拉”,同学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不停地喊:“常沙拉——警报!”
习惯了动荡不安,生活突然安稳下来,一家人非常满足。常书鸿的画作《重庆凤凰山即景》中,笔调轻松明快,可见当时的心情多么愉快!
不过,自从塞纳河畔初见,那片富藏中国佛教艺术瑰宝的神秘之地,早已在常书鸿的生命中刻下永久的烙印。当一家人安定下来时,他又开始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
遥望敦煌九层楼
黄沙、蓝天,游走于变幻莫测的梦里
“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
若隐若现,
似有似无,
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
这是常沙娜第一次聆听敦煌花开的声音。
在常书鸿为去敦煌的事奔走忙碌时,妻子陈芝秀考虑到生活安定和信仰问题,极力反对。不过最终,还是勉强跟着上路了。
一路颠簸、盗贼出没、彻骨的寒冷、无尽的戈壁……这段旅途如此漫长难耐。常沙娜不禁背诵了一首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一家人终于到达了敦煌。在浩瀚的黄沙与湛蓝的天空之下,常沙娜的心情豁然开朗。
常书鸿带着妻女进入洞窟,在洞口阳光照耀下,数不清的壁画、彩塑,色彩绚丽、铺天盖地。虽然不懂是什么,但是新鲜、神奇占据了常沙娜的全部思绪。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里走进走出,如同游走于变幻莫测的梦里。
敦煌的新生活开始了。这里的第一代人,过得是最艰苦的。
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洗脸、擦身、洗脚,不能倒掉,还有其他用场。当时洗头用肥皂洗不干净,常沙娜就用碱洗,如今的人们觉得用碱很不好,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确实都这么过来的。
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越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常书鸿带着大伙一起养鸡、种菜、种树,其中种树花费的力气最大。因为他明白,洞窟防沙治沙的最重要措施就是种树。从最初的一抹新绿,到如今的郁郁葱葱,“敦煌守护神”绝对功不可没!
如今的莫高窟一片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