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常沙娜：敦煌少女的黄沙蓝天之旅

林徽因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梁林身边，从绘画走向工艺美术

“梁先生个子不高，

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

林徽因先生气质高雅，

但已病得非常瘦弱，

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

这是常沙娜初见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时的印象。从美国回到广州后，此时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的常书鸿与女儿联系，要她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常沙娜又接到父亲安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待梁林二人。

敦煌艺术同样也是梁林夫妇二人的至爱，他们身体都不好，平时几乎不出门，却在那天呼哧呼哧地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二人一进展厅就惊呆了。常沙娜回忆，“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情真是令人感动。”

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常沙娜答应了。

对于这段经历，她颇为感慨：在学历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忽然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任，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她还认为：如果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年代，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二人破格推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个意外机缘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院学习、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而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那个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整个行业一片愁云惨雾。

林徽因虽身体不好，思维却非常活跃敏捷。她想到：旧时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像清末慈禧太后时代那种繁琐杂乱的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我们要继承的是本民族优良的传统，而且不仅仅是传承，还要发展出新时代的民族工艺，它们必须是民族的，也必须是今天的。作为北京的特种工艺，景泰蓝要得到很好地发展，需利用传统工艺技术，改进他们的功能、造型和装饰设计，将陈设品转化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1952年，在林徽因指导下，师生们为即将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国礼。常沙娜设计了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元素的头巾、还有一款景泰蓝盘子，同其他师生的作品一起，在各国代表间大受欢迎。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灯由常沙娜设计（图片来自网络）

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工美事业当中去

“要借鉴民族传统，

要探索创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总理的指示，至今常沙娜都记忆犹新。

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常沙娜被调离了清华大学，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1956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是以实用美术系的原本人马为基础。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就落在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上。

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

常沙娜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完整实际的学习过程。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灯整体效果（图片来自网络）

受敦煌藻井图案启发，她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她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提醒她，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联结起来……受到张镈的指导点拨，常沙娜最终的设计方案是将唐代的花饰图案同通风、照明的功能以及不同的材质统一起来。它们既是天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十分巧妙地组合在富丽堂皇的敦煌风格图案里。

通过这一实践，常沙娜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将艺术形式同材料、工艺、功能相结合，必须发挥集体的通力合作精神。

常沙娜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

除了宴会厅的天顶，她还设计了大会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台阶上花岗岩浮雕的须弥座图案等。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火红年代，“十大建筑”给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个大展才华的空间，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常沙娜回忆，“面对建筑工程中诸多复杂的工艺和工程程序的制约，我在设计实践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学习，体会到自身掌握扎实基本功的重要性，领悟了集体力量的伟大，以及在整体合作中保持宽容和理节的必要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学习着，实践着，体验着，这一切都成为我后来成长中的重要信念和原则”。